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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中国风”吹到了拉木岛
寻找郑和船队的后裔中国人在这里留下烙印
李新烽
乘船回到拉木城已经是下午3时。船未靠岸，我就看见美国商人惠勒和宫殿宾馆的副经理站在码头迎接我们。惠勒一边拉我上岸，一边说，这几天他一直在为我担心，惟恐我出现什么差错，毕竟我是孤身一人深入孤岛，“见到你我就放心了”，惠勒诚恳地话语让我感动不已。
一回到岛上，陪同奥马里就跑去找阿利，我在西游村遇到的老人萨利姆的孙子。阿利告诉我，他来拉木城是为了学习，可是后来钱花光了，他只好找了份在船上帮工的活儿先干着，等挣够了钱再说。谈起郑和船队的事，他说：“时间太久了，帕泰岛上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这个故事，只知道一个大概。”不过，我的来访使他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弄个明白。
为了抓紧时间搜集资料，这天下午我又来到了拉木城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看到最多的是瓷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大部分是在拉木出土的中国瓷器。在参观中，我看到有一组中国瓷器的说明写着：14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拉木非常流行，中国人用瓷器来换象牙和黄金。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别向我推荐了一个中间带花纹的大青瓷盘子，据说敲击这个盘子，它能发出悦耳之声；不仅如此，传说这个盘子还能测试毒素，如果把有毒的饭菜放在里面，盘子会自动破碎。另外一组包括中国古钱币和筷子在内的实物，似乎更能说明拉木与中国的联系。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特意又留心了它的介绍：拉木岛是斯瓦希里语的发源地，深受阿拉伯、印度、中国文化的影响。
出了博物馆，我一边琢磨这句话，一边开始仔细品味拉木城。我发现，拉木城里的建筑跟中国的建筑很像。而随处可见的双层饼和五加里粥（即玉米面粥）更是让我备感亲切，因为它们的味道，我实在太熟悉了。一本关于拉木饮食的书中介绍说，拉木岛上不少食品的制作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中餐的成分。
除了这些，被誉为拉木岛上手工艺品之乡的马汤多尼村也说明了中国对拉木岛的影响。这个村子以制作小型木舟和编织各种草垫、草篮闻名，有人说，他们的编织技术是很久以前中国人传下来的。我发现他们编制的篮子跟我在帕泰岛上见到的一样，这些篮子主要是人们下地干活时背的，有的也放在家里当容器。
逛完拉木岛，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遥远的“中国风”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劲地吹到东非沿海一带？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整理了自己的思路，觉得拉木岛之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除唐朝“丝绸之路”的间接影响、郑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帕泰岛上中国人的影响造成的。当年郑和船队意外留在帕泰岛的船员中，可能不仅有水手、厨师、医生、文人，还有各种手艺人，这些人不仅随船带来大量中国瓷器、丝绸等贵重物品，还在与当地居民的长期共处中，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留在了那里。
另外，拉木岛与帕泰岛近在咫尺，人员往来频繁。除为生计直接来往于两岛之间外，中国人无论是主动南下寻找自己的船队故友，还是被迫离开帕泰岛去其他地方谋生，拉木岛都是必经之地。中国人的往来必然在这里留下烙印。
对郑和下西洋的采访结束了，但有些问题却久久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目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基本上有以下5种观点。
“贸易说”认为，明朝立国之初，承袭元代重视对外贸易的传统，不仅在太仓、泉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成祖登基后，更是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命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为了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将对外贸易推向高峰。“朝贡说”指出，明朝廷贪图“居临天下”的虚名，命郑和船队出征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吸引海外朝贡，向世界昭示其富裕强大，进而聚敛天下奇物珍玩。“邦交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前夕，东南亚一带局势动乱不安，反明势力活动猖獗，派遣使节是为了以怀柔手段和“厚往薄来”的邦交原则，加强与海外的联系，借以安定国内外形势，提高明成祖的声望。“惠帝说”认为，朱棣在刀光剑影中夺取皇位后，惟恐惠帝夫妇未被南京城内的那场大火烧死，流亡海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是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因。“长颈鹿说”则认为，郑和船队远航非洲是为了寻找长颈鹿的故乡，因为他们在孟加拉看到长颈鹿后，误以为是贵重、吉祥的野兽“麒麟”，是皇恩浩荡的象征，而当获知长颈鹿原产地是肯尼亚时，便不远万里，远航寻觅。各种说法各持一端。
其实，促使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尽管动因错综复杂，但是有一点明确无误，即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他人财富，侵占他国领土，而是“宣德化而怀远人”的和平、文明、友好之举。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所访国家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谊与了解，带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达到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的目的。而那些由于意外被迫流落海外的郑和船队的船员更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了世界。
可惜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保守势力占上风，“下西洋”被认为是“劳民伤财”的举动，从此再没有向海外派出船队。
第二天早上，在离开拉木岛之前，我走进了拉木图书馆。走上二楼，迎面看见一个很大的瓷罐，在寻找郑和船队后裔的过程中，我见到的中国瓷器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再见到它们，我真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在这家图书馆，我翻阅了有关拉木群岛，特别是帕泰岛的书籍与资料。当我带着复印的材料匆匆赶回宾馆取行李时，宾馆的副经理正提着我的行李在门口等我，她笑着说：“是出发的时候了，再不走就要误船了。”热情、纯朴、好客的拉木人再次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
当我离开拉木岛时，激动的心情取代了来时的忐忑不安，我为此行的顺利与收获感到浑身轻松。当我与新结识的朋友们挥别时，我的脑海中闪现出这样的念头：郑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向人们讲述这里发生的一切。
第五部分新奥尔良没有“欲望号街车”
在阳台上抛项链旧街区夜夜有狂欢
王雪
有关密西西比河、路易斯安那州以及整个美国南部的印象还是从中学课本里得来的——风景壮丽的庄园、萨克斯里流淌的爵士乐以及苦难同歌声交织的黑人奴隶生活风情。前不久，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了新奥尔良，这是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人口约500万，她与美国其他城市很不相同，到处洋溢着欧洲文化气息，充满了异国情调。
搜寻关于新奥尔良的记忆，最切近的就是那部著名电影《欲望号街车》了，它是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新奥尔良沉沦的故事，颇有点像曹禺的《日出》。
身处新奥尔良，你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作家笔下的“街车”（“街车”是美国人的说法，我国国内一般都叫无轨电车），但一连两天，我只看到两三辆街车滑过路面，车上的乘客也不多。直到最后一晚，我下定决心登上了一辆“河岸街车”，当时夜色已深，我知道自己已无缘一坐“欲望号街车”，但还可以在新奥尔良，体验一下剧中人隔着玻璃窗观看这座城市的感觉。
车窗外是灯火辉煌的大街，到处散发着一种幽深、沉醉的诱惑力，想象着剧中的女主角布兰奇那一头金发在月光下该是何等美丽，我不禁有点神情恍惚。“河岸街车”是一趟行驶于艾斯普兰德大街与朱丽叶街之间的红色电车，晚上坐车的人较多，大多是过完夜生活后返程的异乡人和学生。在车上，我问一个年轻的黑人，这城里有没有“欲望号街车”，他耸了耸肩，露出一脸的茫然。
聚会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总会为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聚会在一起。而这种聚会和狂欢的气氛在新奥尔良体现得最明显，它因此被美国人称为“聚会城”。
新奥尔良曾受法国、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长达100多年，所以这座城市的建筑以及人文风情，至今散发着欧洲大陆的气息。法国旧街区是靠近密西西比河一侧的地带，由12个街区组成。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这一带便开始热闹起来。
法国旧街区的建筑具有西班牙特色。因为17、18世纪法国移民来到这里所建的建筑，早在18世纪后期就因战火而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的建筑群为当时占领新奥尔良的西班牙人所构筑。这种建筑最具特色的是它二层楼上的阳台和用细铁丝或铁栏杆做成的围栏，每个阳台的图案各不相同，还到处摆满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绿色植物。
晚上，阳台上的人们站在栏杆旁饮酒聊天，同时看着马路上的景色和游人。阳台上的人们喜欢朝楼下的人群投掷当地非常流行的水晶玻璃项链，其颜色多是紫色或金黄色，它是一种热情、友好和幸福的象征，往往是阳台上的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便将手中的水晶玻璃项链扔给他（她）。一个人得到的水晶项链越多，就表示他（她）越受欢迎，那种荣耀和喜悦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
真正的疯狂高潮是在每晚11时以后。在这条街上吃、喝、唱、跳，尽情狂欢的人群中，时不时会有手握啤酒瓶子的女子向你走来，她们尖叫着欢呼着，甚至有人故意袒露自己的乳房，以期引起阳台上人们的注意，将几串水晶玻璃项链扔到她们的脖子上。
新奥尔良还是著名的爵士乐城。在这么一片人气鼎盛、弥漫着欧洲古老情调却又略显凌乱、拥挤的街区，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这里许多爵士乐现场演奏的俱乐部在20时左右便开始营业，每当夜幕降临，人潮歌涌的波旁街就变成一片音乐的海洋，所有的爵士乐俱乐部、酒吧的门连同它们高大的百叶窗都敞开着，各种招揽顾客的先生或小姐站满街头，凡是路过的游人，都可以看到和听到酒吧里的一切。路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肤色和语言，混凝着啤酒和香水味道的街道上人如潮涌，到处洋溢着人们喜悦的笑声。有的俱乐部里根本没有桌椅，人们就站着，一边享用啤酒、一边感受着乐手们即兴演奏的旋律和节奏，同时感受着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
第五部分美国军人葬在阿灵顿
这里每年增加5400个新墓，曾帮助中国抗日的陈纳德将军也葬在这里
乔汉生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国殇日”。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设立的。美国总统每年都参加凭吊。每逢此日，位于华盛顿西南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那里安葬着生前服过兵役或阵亡的美国士兵。
美国有130个国家公墓，论规模阿灵顿国家公墓排名第二。公墓里安葬着26万具遗体，存放着7000多人的骨灰。
阿灵顿国家公墓最初是乔治•科斯蒂斯的私人产业。科斯蒂斯是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孙子，他继承了家族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一块地。1802年开始，他花了16年时间在继承的土地上盖了房子，取名“阿灵顿舍”。他想把“阿灵顿舍”建成乔治•华盛顿博物馆，但是后来因拖欠联邦地产税，土地被政府没收。1883年，美国国会用15万美元买下“阿灵顿舍”及周边的4平方公里土地，想建成“军事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这里成了国家公墓。美国国防部就建在公墓附近。
阿灵顿国家公墓接收安葬者的条件是：死者生前必须服过兵役，属正常退役或阵亡。沒有服过兵役的美国人，允许在此安葬的除了军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只有美国总统可以破例。
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有塔夫脱总统、肯尼迪总统、马歇尔将军、阿诺德将军、布雷德利将军等。曾经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空军“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遗体也安葬在这里。
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的普通士兵比政要和将军多，远可追溯到美国南北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近有“9•11”事件中五角大楼遇难的军人和在伊拉克阵亡的士兵。
阿灵顿国家公墓有一块军人心中的圣地——无名墓。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阵亡和失踪的士兵很多，美国国会和总统分别授权建立“无名烈士墓”，纪念那些无法核实身份的士兵。因为阵亡人数多，人们只好从各次战争中选择一名阵亡士兵为代表安葬。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墓，原来安葬了4具士兵遗体：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两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还有一名是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后来，这名士兵的遗体经过DNA检测核实了身份，移葬回乡。现在的无名墓里只有前3名士兵的遗体。
在美国军人心中，无名墓是最神圣的地方，专门有仪仗队24小时守卫，夏季每半小时换一次岗，冬季每一小时换一次岗。
肯尼迪的墓地是公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墓地之一。肯尼迪墓碑和士兵的墓碑不同，不是白色石碑，而是一块深色金属碑。墓碑上雕刻着一枚十字架、肯尼迪的全名和生卒年份，没有墓志铭。距离墓碑不远处有一个用糙石块砌成的火炬台。火炬台里的火焰常燃不熄。
人们从肯尼迪墓地远眺，能望见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山；近处，在墓碑东侧有一段弧形矮墙，上面刻着他生前的精彩演讲，其中动员美国人民参加志愿者行动时说的话最吸引我：“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
我参观肯尼迪墓碑时，见到一位年迈的妇人正费力地弯着腰用白色花瓣一片片仔细装点肯尼迪的墓碑。工作人员对我说，老妇人从來不和别人说话，自从肯尼迪安葬在这里以来，每年国殇日她都来扫墓。
现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平均每天安排20多个下葬仪式，周末除外。每年大约增加5400个新墓。
第五部分在白求恩故居，能听到广州话
小镇宁静而古老参观者多是中国人
宋念申
2月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不少多伦多人都喜欢到穆斯科卡风景区租个小木屋过周末。从多伦多开车到穆斯科卡约3小时，中间要经过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特的小镇。
汽车过格雷文赫斯特时，我偶然听当地朋友说，这里是白求恩的出生地，镇上还有他的纪念馆。一个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猛然在大洋彼岸被提起，而且近在咫尺，我当然不会错过去看看的机会。于是汽车下了高速公路，进入小镇。
格雷文赫斯特古老、宁静，街道两旁多是两层传统风格的房子，镇中心有一些商店和小餐馆。镇上有条街道，就以“白求恩”命名。汽车开过没多远，我们就见到由积雪围起的一块开阔的庭院，庭院中间是一幢淡黄色的维多利亚式两层老木屋——那就是白求恩的故居。
纪念馆办公室及入口就在庭院左边，入口处矗立着一幅白求恩画像。这幅画的背景是大红色，颜色对比强烈。每年的6月到10月间，这里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其余几个月，非节假日时下午1点到4点开放。
在等待开门的时间里，我来到路边的介绍牌前。介绍牌一共有3个，分别用中文、英文和法文简要记述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平，其中中文是这样写的：
“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大夫和人道主义者，出生于这所牧师住宅。他对蒙特利尔各医院胸外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成为一位坚决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提倡者。1936至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领导加拿大医疗队，为西班牙共和军服务，首创了流动输血服务。他随后担任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军队的战区外科医生兼外科顾问。白求恩大夫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在前线逝世，成为一位中国人民所尊敬的英雄。”
下午1点整，一位年轻姑娘从街上走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我和朋友赶紧尾随而入。先买票，然后进入可容纳20人左右的内厅，看介绍白求恩生平的纪录片。参观者自己拿起座位前面的耳机听解说，转动声音频道的按钮可以切换到英语、法语、广东话和普通话。
影片大部分都在介绍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经历，突出了这位国际主义者的倔强而复杂的性格和他坚定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对白求恩生命中最后两年在中国的情况介绍不太多。可能对加拿大人来说，白求恩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对外科医学的贡献以及他为建立社会医疗体制而付出的努力。看了这个短片，我对白求恩一生从一个牧师的孩子成长为医生、由治病救人到力图改良社会、直至为追求全人类自由解放而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历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个中国课本中的白求恩，也一下子变得更加清晰、现实了。
从放映厅出来，我们来到白求恩出生的那幢房子参观。资料显示，房子建于1880年，是镇上为牧师提供的住宅。1889年，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白求恩来到格雷文赫斯特当牧师，一年后，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于此。他们一家在这里住到1893年。1973年，加拿大政府买下这幢房子，并进行了全面整修，恢复了历史旧貌。1976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这里共有7名工作人员。夏天参观者多一些，冬天人很少。纪念馆由加拿大政府每年出资维护。而来这里参观的人，80%以上是中国人。
故居上下两层的陈设全部是按照白求恩一家当年的样子复制的，屋子里的摆设素朴庄重，参观者和陈列的物品之间没有被硬性隔开，参观者可以完全置身于当年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之中。
房子二层的一部分现在用来陈列中国赠送给纪念馆的一些礼品，包括著名画家赠送的白求恩肖像以及地方政府赠送的塑像和工艺品等。屋子里还有一个大大的留言本。我走过去翻看，现在的这本是从2003年开始使用的，已经签了一大半，其中绝大多数留言都是中文，虽然言语简短，但都表达了对白求恩的敬佩和爱戴。不少留言还都亲切地称白求恩为“同志”，有的留言就是毛泽东主席《纪念白求恩》里的话。下了楼，我问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是否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人知道白求恩，喜欢白求恩，这位女孩笑着说，她听说是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关于他的文章”。她说，也正是因为在遥远的中国有那么多人知道他、关注他，所以加拿大政府才会想到把白求恩医生的故居整修出来，开辟成纪念馆。
参观过程很简短，故居很静。从留言本上的日期看，隔不多久，就会有人来参观，尽管每次来的人并不多。岁月流逝着，这位无私的医生就这样被纪念着：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千里迢迢来缅怀他的人并不如潮，却也经常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