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世界景点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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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在长崎追寻孙中山足迹

为了共和九次奔走 东瀛答谢友人留下八件墨宝
周昶
我刚到日本长崎新闻社研修不久,该社的编委蓑田先生就对我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看看。一天,我跟着他在长崎的大街小巷东走西转,最后在油屋町的一幢小楼前停了下来。乍一看,这是一家普通的咖啡馆,但仔细打量,发现在楼前的一角,一座石碑静静地立在绿叶丛中,石碑上镌刻着“孙文先生故缘之地”几个汉字。看完石碑上方的照片和文字,我才明白,原来,这里曾是《长崎东洋日出新闻》创办人铃木天眼的宅第。1913年3月,孙中山先生曾专程到访,感谢以铃木先生为首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给予他的支持。后来,为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长崎市政府特立碑于此。
在这异国的小巷,我伫立在石碑前,遥想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一路风尘仆仆,宣传革命,寻求支持,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
从1897年到1924年,孙中山曾9次到长崎。他在革命活动之余,还在长崎留下了许多墨宝。据报道,目前在长崎县立图书馆等处和当年与孙中山先生有过交往的日本友人的后代手中,共收藏有8件孙中山先生的遗墨。每一件遗墨都有一段故事。于是,我决定从寻访孙中山先生遗存的8件手书入手,对一代伟人留在长崎的遗迹进行一次追寻。
我采访的第一位收藏者是丹羽汉吉先生。丹羽先生生于1912年,除了腿脚有些不便外,耳聪目明,也很健谈。他打开一个樟木盒子,拿出了题有“诗人雅兴”的孙中山的手书条幅。丹羽先生介绍了这幅书法的来历:他的父亲丹羽翰山先生是一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1913年3月,孙中山访问长崎时,为感谢《长崎东洋日出新闻》多次对其革命活动的报道,特地来到新闻社创办人铃木天眼的宅第拜访。当时在场的就有时任《长崎东洋日出新闻》主笔的丹羽翰山先生。拜会时,丹羽翰山告诉孙中山,他的三子是中华民国建立后出生的,为此他为儿子取名“汉吉”,以表达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和对中国未来所寄予的美好愿望。孙中山很高兴,挥毫书就“诗人雅兴”,赠送丹羽翰山先生。也因为被父亲起名“汉吉”,老人说他一直对中国怀有亲近感。
我采访的第二位收藏者名叫中泉康彦,今年71岁,是一位退休警官。在中泉先生家中,一幅孙中山题写的“博爱”手书,被精心装裱后悬挂在客厅的醒目之处。中泉先生告诉我,这一手书的首位收藏者是他的祖父、当时任三菱长崎造船厂副厂长的中泉半弥先生。那是1913年3月,孙中山一行到三菱长崎造船厂访问。此前,清政府在这家造船厂订造了一艘军舰,就是后来的“永丰舰”。但还没等到交付,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来在孙中山访问船厂前两个月,“永丰舰”被正式移交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改名为“中山舰”)。
据说,孙中山是在与中泉半弥谈话休息时,为他题写的这幅“博爱”。令中泉康彦遗憾的是,由于祖父去世时他尚年幼,因此对“博爱”墨迹的由来并不了解。10多年前退休后,举家回长崎定居,他才从箱子里取出并花了10万日元进行装裱。
我很早就知道大束敬先生收藏有孙中山“世界大同”遗墨一幅,但始终联系不上。于是,我想到了《孙文与长崎》作者之一的陈东华先生。陈先生告诉我已同大束先生联系好,会面地点就定在他自己经营的日航长崎旅馆。我到旅馆后,年逾七旬的大束先生如约而至,腋下夹着孙中山的“世界大同”遗墨。
1924年11月,孙中山第九次访问长崎。在出岛岸边的客轮上,他接受了《长崎东洋日出新闻》记者的采访,采访者就是大束敬的舅父中岛荣一郎。在采访中,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被首次阐述,并在翌日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上发表。采访结束后,因畅谈“大亚洲主义”而余兴未尽的孙中山,为中岛荣一郎挥毫写下“世界大同”。大束敬先生告诉我,1945年8月,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时,因住所距离原爆中心不远,家里的财产几乎被毁,但这幅孙中山的遗墨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存于世间的孙中山遗墨中,以“世界大同”、“博爱”等表达政治主张和理想的居多,但在长崎遗存的8件书法作品中,还有“松风水月”等词意轻松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除了具有宽广、刚毅的品格之外,也有轻松、风雅的一面。
“松风水月”是孙中山写给当时一家名叫“福岛屋”旅馆的主人福岛福松先生的。这家旅馆是1913年3月孙中山先生访问长崎时下榻之所。为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孙中山为福岛先生题写了“松风水月”。这幅书法被福岛福松的孙媳福岛文子捐给了长崎县立图书馆。我很希望能亲眼目睹这幅作品,但后来得知书法正在一家装裱店里修复。新闻社的森永先生帮我找到了这家装裱店。征得店主人同意,我终于看见了这幅“松风水月”的真面目。
与这幅“松风水月”风格相似的还有孙中山为当时长崎有名的西餐馆——精洋亭题写的店名。当年,孙中山在此用餐并出席了长崎医专中国留学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应店主金子谦三郎所求,他题写了“精洋亭”横幅相赠。幸运的是,我见到了已故金子谦三郎先生的孙女金子喜代子。她说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祖母生前说过“这是一位大人物写的横匾”之类的话。此后,孙中山的“精洋亭”手书一直被悬挂在改建的饭店大堂的显眼之处,成为饭店悠久历史的象征。10多年前,金子家把它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
此外,孙中山先生还为当时的长崎县议员桥本辰二郎先生题写了“博爱”手书两件,为三菱长崎造船厂贵宾馆题写了馆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能登门寻访,留下了一点遗憾。
追寻孙中山在长崎留下的墨迹,我对这位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华伟业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时光已过去80年,与当时相比,当今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孙中山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团结合作的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梵蒂冈有条教皇暗道

千米砖墙暗藏玄机专供战时逃难所用
史克栋
在意大利的罗马城台伯河边,有一座长约1公里的红砖墙,它将天使古堡与梵蒂冈城连接在一起。墙体下部有不少拱形门洞,供来往车辆通行。初到罗马的游人常把此墙误认为是一堵普通的城墙。其实,这堵墙内暗藏玄机,里面有一条秘道专供教皇遇到外来攻击时,从梵蒂冈城到天使古堡避难用。
我在罗马工作多年,对此早有耳闻,但由于这条暗道一直不对外开放,所以未能亲眼目睹其面目。日前,天使古堡博物馆利用消夏晚会活动,决定晚间对外开放经过修复的教皇暗道,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我有幸应邀参加了开放仪式,并沿着教皇暗道走了一趟。
我的参观路线是从天使古堡一端开始的,实际上是逆教皇逃难的方向而上。天使古堡最早是古罗马皇帝的陵墓,已有近2000年历史。公元271年,古堡被改造成要塞,四周有护城沟,易守难攻。公元6世纪时,罗马城经历了一场瘟疫,传说当时的教皇看到天使降临祛除了瘟疫,后来便在古堡顶部安放天使塑像。人们改称古堡为天使古堡。现在,这里已是博物馆。
陪同我参观教皇暗道的是阿莱西娅小姐。这条神秘的教皇暗道通道狭窄,阿莱西娅带着我走走停停,还不时向我介绍有关暗道的情况。这个暗道建于公元1277年。教皇暗道实际上应叫“小区通道”,当时这里是一个生活小区。走在通道上,我左右观察发现,夏季天气较热,居住在通道旁的居民房屋皆门窗大开,人们赤膊纳凉,果然是一派小区生活的景象。由于此通道只有教皇能使用,人们习惯称之为“教皇暗道”。
在天使古堡进入暗道的入口处有一座吊桥,有一个哨位专门守护这一入口,同时还负责查验身份、升降吊桥。通过吊桥,人们就可以进入这条神秘的暗道。从外面看,这只是一道普通的砖墙,到里边一看,其结构颇为讲究。在吊桥上走一段后,我们就进入一条两边有一人多高围墙的通道,通道本身宽约1米,刚够两个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并肩行走。行进约10米后,又有一个入口,在这里,通道分为上下两层,下面一层是名副其实的暗道,只有墙体两边预留的长方形小窗能为通道采光透气;顶上一层则是专为教皇的瑞士卫队巡逻建造的,这层的通道两边均有护墙,高约1米,墙上建有城垛,巡逻的士兵居高临下,保护整个通道的安全。
据阿莱西娅介绍,这个暗道建成后,历史上曾有两次教皇因遇到外来入侵经此逃到天使古堡避难:一次是公元1494年,法国入侵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由通道躲进天使古堡;一次是公元1527年,西班牙攻打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借助暗道逃进天使古堡,并在里边躲了12个月。阿莱西娅说,据传说,当时教皇的随从在古堡内被困时间过长,后来连吃的东西都没了,只好逮老鼠吃。
阿莱西娅带我们走到距梵蒂冈不远处,在这里已能看到梵蒂冈圣彼得教堂的大穹顶及教皇的办公大楼了。这时,暗道中设置的灯光标记没了,前方一片黑暗。阿莱西娅说:“我们的参观只能到此,不能再往前走。根据1929年意大利与梵蒂冈签署的《拉特兰条约》,这条长1公里的暗道,其中有950米属于意大利,靠近梵蒂冈一端的50米属于梵蒂冈。我们参观的约有750多米,剩余部分的修复工作还未完成。”
我问阿莱西娅,这个暗道为什么多年一直不对外开放,今夏开放时间又这么短,只有两周。阿莱西娅说,多年没有对外开放是因为在对通道进行修复,至今修复工作也没有完全结束。开放时间短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通道下面多处都与道路交叉,而且顶部的通道并不高,一旦有人往下投掷物品可能造成交通意外,另外城垛不高,担心有人不守规矩,爬上去是十分危险的。现在,管理人员少,但仍要求每批参观者都有专人陪同,负责整个参观过程的安全。
听着阿莱西娅的介绍,我想,她们今天的任务并不比当年的瑞士卫队轻松,昔日瑞士士兵巡逻时不让任何人在上面行走,她们现在不仅要陪着参观者走,还要保证不出事。
第二部分福尔摩斯住在贝克街

公寓门外站着房东太太书房桌上摆着樱桃烟斗
文舟
3月底,伦敦的黄昏仍然阴冷潮湿,极细的雨点似有似无地打在贝克街221B号公寓紧闭的门上。两侧的街灯已经点亮,昏暗的橙黄色映出倾斜雨线的轨迹,锈迹斑斑的黑铁栏杆冷冷地“看着”过往的行人。除了二层窗户里隐隐露出的壁炉火光,整幢房屋都黑着灯,显然,它神秘的主人今天又不在家。
如果告诉你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寓所”,你恐怕就不会嫌本文的开头太故弄玄虚了。因为福尔摩斯实在是太有名了,于是人们为这个虚构的人物在伦敦开辟了“故居”,建造了博物馆,英国政府也将此地列为国家遗产保护起来。
贝克街是伦敦西区的一条繁华街道,根据“史料”记载,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曾于1881年至1904年间居住在这条街道上的221B号。现在这个寓所紧邻两家房产公司,街上车水马龙,很难想象19世纪末,笨重的四轮马车也在这条街上匆匆而过。
福尔摩斯的寓所按照大侦探应有的风格设有“一真一假”两扇门——左侧门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扇黑门,它的气派是专为游客们照相而设,平时这里的铁栏杆上还挂着一顶福尔摩斯帽,它可以让你的留念更加亦幻亦真。右侧的大门上面挂着一面牌子,写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纪念品商店”,这才是寓所的真正入口。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人物、房东“赫德森太太”,身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在入口处亲自售票。据说在1990年,这所博物馆刚刚开张的一段时间内,“赫德森太太”递给游客的门票是一张住宿证明,不过生活在现在的笔者却没能拿到。
走进寓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短小狭窄的走廊,由于年代久远,踩在木地板上面吱吱作响,如果是深夜肯定让人毛骨悚然。顺着楼梯直接上二层,面向大街的一侧就是曾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出现过的福尔摩斯先生的书房。正像华生医生在《血字研究》中描述的,书房面积不大,墙布是暗红色的,让人隐约感觉到主人的阴沉忧郁。书房中的壁炉前放着两把椅子,桌子上摆着福尔摩斯的帽子和他著名的樱桃烟斗,游客可以随意地坐在椅子上摆个姿势照相。房间的角落里摆着福尔摩斯总爱在“深夜练习”的小提琴和他放烟草用的波斯拖鞋,壁炉前的木板上一把折刀将书信穿到一块。福尔摩斯办案用的工具和做试验用的药品一如往常地“忘了收拾”而堆在书桌上;他做试验用的桌子,已给酸素染上点点黑斑,他的笔记本上还有主人“刚刚留下”的潦草笔迹。
福尔摩斯的卧室在同一层,摆设简单得可以称为简陋了,但完全是按照福迷们熟知的书中情节设置,一丝一毫也不曾走样:一张单人床上铺着灰色床单,床上摆着主人办案用的工具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钩子、镊子以及许多不知用途的器具。
三层是福尔摩斯的伙伴、“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华生医生的卧室,这里比福尔摩斯的卧室明显考究了一些:墙上挂着华生的照片,桌上的医疗器械想必为福尔摩斯提供了不少帮助。房东赫德森太太也住在这一层,当年赫德森太太曾为她的怪脾气房客提供了完美的服务,如今,这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要求福尔摩斯先生亲启的信件。笔者稍微扫了一眼,发现其中的一封信分明是从中国湖北寄来。
与书中惟一不同的是,这座寓所还有第四层,这里是一个蜡像陈列室,展示着小说中记叙的一个个案例,《红发会》、《歪唇男人》里的主人公,《蓝宝石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马斯格雷夫典礼》中的著名情节……
侦探小说的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个人物会像福尔摩斯这般家喻户晓,这位足智多谋、勇敢而有个性的绅士早已从小说中获得了生命。站在这里的顶楼上稍一凝神,你分明可以听到,门铃一响,脚步声急促地从一楼走廊响起,楼梯的木板被踩得吱吱作响,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下面传来:“华生,华生,这个案子有眉目了!”
第二部分东方快车坐满绅士贵妇

豪华的“轮上宫殿”神秘的“破案之旅”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刘笙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不仅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100余个国家,还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广为播放。这种成功除了使书中的大侦探波洛成为闻名遐迩的人物,就连带“谋杀案”的发生地——“东方快车”亦成了人们心目中神秘的所在。
真实的“东方快车”究竟什么样呢?当记者带着这疑问来到“东方快车”首发站、伦敦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车站问讯处时,信息员投来的目光分明透着疑惑。记者被告知,与其他普通列车不同,“东方快车”由一家名为“威尼斯—辛普朗东方快车”私营公司专门运营,发车时间不像其他普通列车一样固定在列次表上,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安排,只有这家公司才能回答有关问题。
按照信息员的指点,记者在维多利亚车站二号站台的一个角落找到了“威尼斯—辛普朗东方快车”公司的营业部。与其他站台熙熙攘攘的景象大不相同,这个站台非常整洁,还有钢化玻璃把站台与行人走廊隔开。因为是周末,营业部里没有人,站台上只有一名清洁工在仔细地清理已经很干净的地面。记者走过去向这名清洁工询问,才知道9月份一共只有三趟从伦敦出发的“东方快车”。至于“东方快车”究竟什么模样,清洁工笑着说:“棒极了,你看到就会喜欢上它。今天晚上有一列要回伦敦,不信你自己瞧。”
晚上那列“东方快车”抵达维多利亚车站的时间是5时15分,记者5时就到了站台,发现“东方快车”营业部已经开门,门口摆放着许多行李,两名身着红色笔挺马甲的行李员正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还有几个好像是来接站的客人,都是西服革履、衣冠楚楚。一位50多岁的绅士竟然还戴着在伦敦已经罕见的绅士礼帽,这阵势真让人以为是到了五星级饭店的门口。
营业部里面并不大,地上铺着浅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东方快车”不同时期的照片。在这儿记者见到了业务经理、身着黑色燕尾服的马丁先生。当记者开口想了解“东方快车”的情况时,马丁的眼神里也流露出一丝疑惑。当然,他的介绍还是非常详细:“东方快车”最早运营于1883年。到1906年,位于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辛普朗山岭铁路隧道开通后,‘东方快车’开始固定运行在巴黎—米兰—威尼斯一线,后来又加上卧铺,延伸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直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可以说是横贯欧洲大陆,如果日夜兼程旅行共需3天。
“坦率地讲,‘东方快车’的定位就是为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提供列车旅游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对生活方式有较高品位和追求的人士。虽然我们没有明确要求客人在列车上如何着装,但我们也提醒客人,在‘东方快车’上穿着如何正式、隆重也不过分。”马丁似乎漫不经心的话让记者突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他们看我身着运动便装时,眼神有些异样。马丁接着说,“‘东方快车’的车厢完全遵从19世纪豪华客车创始人乔治•墨蒂默的要求,设计成为‘轮上宫殿’,并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即将进站的‘东方快车—不列颠号豪华专列’就是20世纪20年代由熟练手工艺人打造的精品中的精品。”
英国的火车总误点,“东方快车”也未能幸免。直到5时35分,神秘的“东方快车”才缓缓驶入维多利亚车站二号站台。20多节黑色、完全是古典风格的车厢一下子把人带入了时光隧道。和现代风格的流线型车厢完全不同,“东方快车”的车厢高大,线条硬朗,车厢外侧浇铸着黑色大字“豪华专列”,脚踏板上的字迹已经被客人的鞋磨平,露出黄铜的锃亮色。一人多高的门把手也是黄铜镀造,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列车员在门口手扶把手,一脚悬空,身子探出车厢外向前遥望,仿似电影里看到的上世纪初英国火车进站的场景。
下车客人的衣着也立刻让记者自惭形秽。乘客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衣着光鲜,男士基本上是深色西服,打着领带,西服的上衣口袋里还要别上一方手绢,完全是绅士打扮;女士则全是裙装,有些人还身着晚装,俨然一副贵妇人模样。
记者走上前去和列车员攀谈了几句,得知他叫麦克格林,是苏格兰人。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他带着记者上了头节餐车。餐车不算宽敞,一侧是双排座位,一侧是单排,走廊只能容一人走动,桃木隔板把每6张桌位分成隔间,软长毛绒的沙发座椅配着大花条纹,桌上的银质餐具和镶金瓷器擦得锃亮,每个桌上一盏小台灯烘托出古典的优雅之气。
麦克格林介绍说,现在交通发达,不会再有很多人像《东方快车谋杀案》里一样乘火车横贯欧洲了,即使大侦探波洛生在当代,也会发现从土耳其赶往英国还是坐飞机来得方便。但是,“东方快车”既然成了品牌,“威尼斯—辛普朗东方快车”公司就借机推出了不同类型的豪华专列旅游项目。由于专列的设施、服务都是豪华级的,票价也就高得令人咋舌。以国际列车每年一次的横跨欧洲旅行为例,从伦敦去威尼斯,乘坐普通列车头等舱不过300多英镑,而乘坐“东方快车”的价格是1790英镑(约合2万多元人民币);“东方快车”的国内线路也很有特色,多是从伦敦或曼彻斯特出发前往英国本土各地,这其中还有一个完全迎合《东方快车谋杀案》爱好者的旅游项目:在从伦敦到布莱顿的线路上,专门设计了一个蹊跷的“谋杀事件”让乘客参与破解,非常惊险有趣。同时,为了让乘客更好地品味乘坐古典火车的滋味,“东方快车”的部分国内路线旅程还特意换上古旧的蒸汽机车头。
对于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讲究高速、实用的社会,为什么“东方快车”还能存活下来?麦克格林笑笑说,因为人们好奇,因为人们喜欢一些奢华的浪漫,因为许多人怀恋过去英国传统的东西,还有许多人想体会历史的味道。总之,在英国,“东方快车”的乘客一点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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