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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南部的这一处海滩曾经非常美丽——细细的白沙像地毯般厚实，远处，渔船点缀着平静的海面。这是仿佛只有在梦境里才有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和同事卡梅朗沿海滩走着，不时跳过散落在海滩上的什物。2004年12月，那场夺去了几十万条生命的海啸给这里留下了满目疮痍。现在的海滩看起来更像个工业垃圾场，砖头瓦块、残缺的汽车与棕榈树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还有不少私人物件，散落各处，像一座座悲哀的墓碑。
我在一个慈善机构从事营救工作。海啸发生后，我被派到泰国南部。我以前曾到过泰国，对这里的山水和人民一往情深，我称它为“一个微笑的国度”。我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时，立即感到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我心中引起强烈震撼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破坏，而且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失去一切的惨状。
我在营救工作方面并未受过特殊训练。几年前我曾去蒙古救过灾，不过只是去做调研工作。我对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多少？我知道的只是，成千上万活着的人失去了家园，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叫住卡梅朗：“我想到卡拉克海滩去。”那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于是我们开车去了那里。一下车，目光所及皆是废墟。巨大的棕榈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像刚从刨木机里出来；砖头房屋变成了红色的灰土；柏油路裂开了口子。我们俩吃惊地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海滩一片死寂，海啸中的遇难者——至少尸体被找到的人——已经被运走。但是他们的遗物还留在沙滩上：这里一只鞋，那里一片布条，还有丢下的锅和盆子，到处都是人们遗落下的东西。是的，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捡起一只撕烂了的鞋，思绪万千。穿这鞋的人可能正在回城的路上，海浪击倒了他，他的家人没和他在一起，再也不能向他道别了。
卡梅朗和我朝水边走去，突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站住，弯腰捡了起来：“这是什么”他说，“一部摔破了的数码相机。”他递给我，我拿在手里端详起来。这算不上是昂贵的相机，就像一般出门旅游的人随身带的那种，沿途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然后拿回家存在电脑里。现在它已没法用了，我正要丢了它，“等等，”卡梅朗说，“说不定里面还会有照片。”他撬开相机，取出里面的存储卡，交给我。
那天晚饭后，卡梅朗说：“咱们来看看那卡里有什么照片。”我们在宾馆的电脑上将存储卡打开了。随着电脑的“嗡嗡”声，一张照片出来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可能是欧洲来的旅游者。在落日的余晖里，他们正在一家宾馆的海滩酒吧吃晚饭，我猜可能是眼务员帮他们照的。另一张照片，还是这对夫妇，在海滩上，灿烂地笑着。电脑设定了幻灯片式播放，我们惊讶地看着一幅幅愉快的场景。然后，照片出现了不祥的画面。
现在照相的人把注意力转向海上。海滩上，人们正在蓝天下散步，海水退下了不少，海浪出奇的低。实际上，孩子们玩耍的沙滩原本应该是淹没在水里的。地平线上，一排大浪开始形成，延伸到了整个地平线。“没人意识到正在到来的危险。”我说。
下一张照片出来了，再下一张，再下一张，随着每一张照片的出现，海浪越来越近，停在海上的船被海浪压了下去。最后一张照片里，像山一样高的海浪，马上就要扑上岸来。
卡梅朗和我坐在那里，被照片中的情景震慑得说不出话来。“就像坟墓里的回声，”最后，卡梅朗开口说，“这是这对夫妇一生的最后时刻。”“我们得把他们的家人找到，”我说，“我们应该把这些照片交给他们，这样，亲人们可以感觉离他们近一螳，向他们道别。”
我的前妻莫娜是在教堂大会上：讲演时突然去世的。我没能最后一次拥抱她，没能见到她最后的微笑，只有她最后的声音留了下来——牧师把她讲话的录音带交给我。现在，我只能听听她的声音，这才能带给我些许慰藉。将心比心，我要尽力找到这对夫妇的亲人。让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了却他们的心愿，使他们不再悲伤。
从相貌上看，这对夫妇好像来自北欧。几天后，我和卡梅朗到了曼谷，立刻带着照片去了瑞典和德国使馆，没有结果。我们搜索了贴满遇难者照片的广告栏，还到医院去寻找，仍然未果，只好悻悻而归。
在泰国期间，这对夫妇的身影总是在我的心头徘徊，回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家，一进家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将这对夫妇的事告诉了太太妮可，把存储卡交给她：“我没办法了，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才好。”我疲倦极了，倒头便睡去。
还没睡10分钟，妮可进来把我推醒：“克里斯丁，我找到他们了!”她把我拉到电脑前：“我上了谷歌，键入‘海啸，失踪人员’，看屏幕，是这对夫妇：约翰和杰基?尼尔，住加拿大北温哥华——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4小时车程。他们的家人正在寻找他俩，在一个网页上贴出了他们的照片和相关信息。”
我根据联系方式，给他们3个儿子中的大卫打了电话：“我有一些东西要交给你们。”我告诉他。我和一位朋友立即动身，一路上，我回想着莫娜。在帮助另一个家庭向他们的亲人诀别时，我似乎正以一种奇特和惊喜的方式，也在向我亲爱的莫娜诀别，最终，我感觉到欣慰。也许，到此为止，我才终于可以释怀了。
大卫在等着我们。我把存储卡交给他。他的两个兄弟也围了上来，盯着电脑。他们一张接一张地看着父母的照片，边看边哭。“我说不出这意味着什么，”大卫说，“就好像妈妈和爸爸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在一个他们喜爱的地方。他们已经得到了安宁，我们可以向他们说再见了。”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