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繁华的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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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正月初四。开封,这座后周的都城,却毫无新年的喜悦。人们忧心忡忡,凝视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不约而同地想:赵匡胤将军走到哪了?他把契丹人赶跑了吗?

谁会想到,赵匡胤,他根本就没有走。

他就在40里外的陈桥。下马,休整,安睡。亲信们的军队都会合了,古老的“星相”把戏又一次登场:“昨晚快要落山的太阳旁边,出现了另一轮太阳,两日相争,黑光激荡啊。”

士兵们开始哗变: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小皇帝无知,我们何不立赵将军为皇帝,再去打契丹人不迟?于是,正月初四的晨曦下,赵匡胤“刚刚睡醒”,将士们就呼啦啦一拥而上,把一件耀眼的帝王黄袍“不由分说”披到他身上。

他只好“满脸茫然”地率军返回开封,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

这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它用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50多年的混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宋王朝。从此,是又一轮文明的复兴。

抠门的皇帝

赵匡胤出生时,赫赫有名的唐帝国,已经覆亡了20年,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乱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事情不是他的独创,只要是个武夫,带了几天兵,就都敢做。所以赵将军摇身一变成为赵皇帝,这对开封百姓而言,只是打个哈欠后的麻木。

但他们很快发现,赵匡胤和那些草莽不一样。

赵匡胤家道中落,少年时就游历四方、自谋出路,节俭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33岁那年,他身为后周政权的禁军统领,却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光蛋”。一份薪水,除了糊口、救济族人,就去买和他武夫身份毫不相称的书——他要读大量的书;再加上常年争当不受贿的反腐典型,所以妻子去世后,续弦的钱都是找同僚借的。

如今,赵匡胤坐拥后周国库,终于不再为银子发愁了,便兴致勃勃地开始他的理财研究。很快,他就研究有成,生财有道。

公元964年的一个雪夜,赵匡胤敲开了宰相赵普的家门,炭炉上烤着肉、热着酒,“先南后北”的统一国策在暖洋洋的君臣促膝中敲定了。从此长年的统一战争中,南方那些富庶的割据政权,为赵匡胤“广辟财源”。灭掉后蜀时,缴获的金、帛从水陆同时运往开封,竟然10年才运完。南方小国害怕了,要进贡,赵匡胤更是通通收下毫不手软,南唐李煜就在短短14年里进贡9次,每次的金银都数以万计。

富裕起来的赵匡胤,偏偏更抠门。不光自己衣裳朴素,就连公主穿一件翠鸟羽饰的衣服,都会挨骂。有一年七夕节,他在讨伐北汉的路上,派人给母亲和老婆送过节礼,婆媳俩欢天喜地打开,面面相觑地收下——竟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

节俭成性的作风,直接影响到了北宋初年的作战风格。赵匡胤打仗,简直就是“多快好省”的榜样。打荆湖十七州,66天就成功大吉;打南汉六十州,出兵如风。正因如此,北宋唯一一场比较持久的统一战争,就是灭南唐之战。在两年的持久战中,名将曹彬险些被朝廷上下的口水淹死。然而这一次赵匡胤没有生气,他要保全南唐的繁华,让江南文人归心,而不是一张地图上毫无生机的扩张。

这个抠门皇帝,对功臣的赏赐却阔绰得吓人:宰相赵普生病,一次就赏了银器5000件、绢5000匹。莫非堂堂宋太祖竟有双重人格,只喜欢对自己吝啬?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政治的需要。

北宋开国之初,处境之艰难,是历史上少见的。黄袍加身,得到的只是诸多割据政权中稍强的一个后周。从南到北,还有8个政权和赵匡胤争夺天下。更严重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占据了要塞之地燕云十六州。

赵匡胤别无他法,他必须守财,为国守、为天下百姓守。

杯酒释兵权

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武将乱国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唐,因此而亡;五代十国,因此而乱。赵匡胤以一个乱世将军的身份,和平政变,建立宋朝。他看见的、想到的,比别人都更多、更深——难道只有以杀威立国、做短命王朝一条路吗?

不,赵匡胤要走长治久安之路。

所以,黄袍加身后,他善待了后周的皇族,一改五代时期“灭前朝全族”的血腥之气;他要求将军们少流血,最好兵不血刃拿下其他割据政权,一扫“用屠城求胜利”的野蛮;他讨厌杀降将、抢百姓的恶习,谁敢如此,他就重罚。这种坚定的决心,终于使人们相信,赵匡胤不是一个武夫皇帝,他是要好好治理天下的。

有了百姓的信任,赵匡胤就可以大刀阔斧改革了。

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个盛夏的夜晚,赵匡胤自导自演的“杯酒释兵权”,精彩上演了。他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几个打江山的铁哥们叫到皇宫中,埋头喝闷酒:“没有你们,我当不上皇帝。可当了皇帝,我一点也不快乐。”

石守信等人十分惊诧:你还不快乐?

赵匡胤一声长叹:“是啊!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要是你们的部下也准备好了黄袍,给你们披上……”

这句话,让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将军们魂飞魄散,哭了起来:“臣等愚钝,万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皇帝连忙好言相劝:“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买房买地,歌舞升平度过一生,我们君臣也就没有猜忌了。”

赵匡胤,又一次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武将乱国的根本大患。现在,他的矛头终于可以指向“节度使”了——从唐玄宗以来,这个名词,就是中原大地最沉重的伤痛;几乎所有节度使,都在地方割据、互相残杀。赵匡胤下令:节度使不再兼职地方官,中央单独派文官,担任“知州”、“知县”;设“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收入送回开封;设“县尉”,掌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力,死刑一律上报中央处理。

三下五除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

政治改革的重心,再度回到中央的舞台上:分权。赵匡胤不再重复宰相专权的老路,他把军权交给枢密院,财政权交给三司,宰相成了民政部长。在军事问题上,更是如此,将军互相轮岗,军队定时对调,“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兵之间的生疏,使得造反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一个理性的时代

赵匡胤面对的最棘手问题,还不是割据,而是人性的崩溃。

早在称帝之初,杵在朝廷上的后周官员们,就毫无悲色,反而伸长脖子,等着这次“站对班”、“表忠心”的升迁。

文坛领袖、翰林学士陶谷,更是信心百倍——想当天,突然跑回来一个新皇帝,一帮大老粗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次“和平政变”,还不是我聪明地奉上了“禅位诏书”?陶谷越想越得意,好像那顶宰相帽子就在眼前。

赵匡胤也笑了:“起草禅位诏书?我听说你们都是照着前人的旧文,改换几个词,好比依样画葫芦,有什么功劳可言?”刹时,陶谷一脸的茄子紫,他哪会想到,一个武夫皇帝竟能出口成章,把不讲气节的文人讽刺得体无完肤。

赵匡胤的改革,绕不开文人丧节这一关。而重塑一个时代的气质,很大程度上,与君主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作为和唐太宗齐名的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以胸襟开阔、理性冷静而著称于史。

有一次,赵匡胤深夜出巡,遇到了刺客,一箭飞来,钉在他身后旗杆上。历朝历代,行刺皇帝都是滔天大罪,负责保卫的将军和亲兵气急败坏,就要踹开四周民居的家门,大肆搜查。赵匡胤立即拦住了他们,拔下箭,爽朗一笑:“此人准力还不够,他下次多练练再来吧。”说完,泰然无事地扔了箭,不再追究。

这种理性和宽容,融入了王朝的种种施政行为上。灾年,设立“太平仓”,专门收容流落异乡的遗骨;官员哪怕是出了名的“小气鬼”,水灾时也要置屋千间,借予贫者;立法保护女性,规定女子的嫁妆不得低于家产的一半,丈夫不得侵占妻子的嫁妆;即使社会风俗日趋保守,官府在处理寡妇改嫁案件时,依然认为此乃个人自由、不得干涉……

在赵匡胤的带领下,浮华功利的社会风气扫荡一清。尽管他的改革,留下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遗憾,使得以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军力被严重束缚的局面。但毕竟,唐末五代武人骄横的混乱再未出现,文采风流和道德华章,迈向了又一座高峰。

从此开启了北宋——一个理性而秀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