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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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废弃的机场附近,一栋二层的农宅前,蹲着一位穿蓝背心、蓝裤子的老者,像一尊蓝色的老树疙篼。他就是我要寻找的老兵。

老兵背已驼,皱纹比头发多。和他握手,犹如握锉刀。递烟过去,他双手捧了,点燃,吸,脸颊瘪进一块,慢慢弹回……我问:你当年在这机场当过兵吗?他说当过。

老兵服役的机场,即抗战时著名的粱山机场,它始建于1928年,由主政四川的刘湘修筑;1937年抗战爆发后,成为大后方离日军前哨最近的机场。 1944年初夏,中方应美国军方要求,征集4万民工扩建,以供美军超级空中堡垒B-29起降,其跑道要求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才能承受降落时几百吨重力的冲击。为达到标准,4万民工完全靠血肉之躯来抢修跑道,竟有三千多人病死、累死(当地县志有记载),但终于创造出奇迹:当年9月,由这里起飞的B-29,猛烈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八幡制铁所、驻中国台湾日军和汉口日军……这些,多是星散于档案中发霉的字,从无鲜活例证。

老兵却是活档案。 “我生于民国七年,”老兵说,“今年吃90岁的饭了。从1937年参军驻守机场起,我在这里生活了70年。”他强调: “我不是壮丁。我读过私塾,学过中医,当年参军就是为打日本!”到机场后,他先后当过护场警卫、电话士、军医士,曾授衔空军上士。

也许当过电话兵的缘故,老兵口齿清爽。他说,由于机场离前线近,日本人把它看成眼中钉,经常来轰炸,“这里是川东除重庆外炸得最惨的地方。机场夜航之初,没电,就点亮几百盏马灯,日本飞机像苍蝇见了血,一群群扑来,那个炸弹啊,就像落雹子,我好几次差点报销了。”说罢,他嘴角翘起笑纹。又说,直到美军进驻后,情况才大变,“美国人一来就牵了电灯,不牵不行,他们的飞机太大了,”他瞅瞅我,“像你那么大个子的炸弹,飞机要装二三十个。日本人不晓得美国人来了,照样搞偷袭,结果我们的P-51,又叫黑寡妇一上去,就干下它好多架。那之后,鬼子就只能挨我们的炸了。”

为了让“鬼子挨我们的炸”,老兵见证了当年民工惨重的牺牲。“我学过医,知道他们患的是霍乱,掩埋前要撒石灰,一撒,没断气的人就哇哇乱叫,痛啊,隔好远都听得见!”为什么有那么多民工染霍乱?老兵说,他曾去过民工伙房,“大筲箕里盛着糙米饭,远看糊着一层黑麻麻的东西,一走近,哄地飞开,原来全是苍蝇!无菜,即便有也只是一钵盐巴汤。”住宿就更糟了,“县城里的庙宇、祠堂睡满了,连街上都睡满人。缺水,无法洗澡,粪尿乱流,这怎能不生病嘛!”民工病后,“先是一个个地死,后来就是一窑窑地死。有一天,我去忠县出勤务,见沿途摆满无人收的尸体,我数了数,至少有200具……”

我又给老兵点上烟。他沉默了许久,说:“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们军人也去帮忙。”老兵还清楚记得几万人顶着烈日苦干的情景:人像蚂蚁一样排着长队,把土从几里外挑来;原先的跑道挖开一两米深,再填石板;几百个大汉拉着比人还高的石碾子当压路机使,“我们完全是血肉修机场啊!”

老兵记得,1945年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最先从美军电台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都不敢相信。直到长官宣布后,大伙先是欢呼,接着一片大哭,都是七尺男子汉呀,为了这一天,梁山死了多少人啊!”

1946年,老兵结婚了,妻子是当地一个农家姑娘。为了家庭,老兵两次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去东北,一次是去中国台湾。“去东北是1946年夏天,那边需要熟手,和我一起参军的好些兄弟都过去了,我嘛,刚结婚,走不脱。”老兵说,一个比他小4岁的黎姓兄弟去了沈阳,辽沈战役时,黎跟着起义,集体加入四野组建的人民空军,“老黎后来官至团职,离休后,每月拿三千多块呢!”去中国台湾那年,空军有规定,只准军官带家属,老兵是军士,要去只能单身,“我放弃了,舍不得家眷啊。”

老兵是当年的国军,我还想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尤其在“文革”中,他的遭遇……老兵沉默了。我问急了,他叹口气道:那些烂谷子,就莫再扯它了。

老兵说:“你晚上到机场去看看吧。”我说看过了,机场空了,跑道上是成群的牛和狗。老兵说不,有人,很多人晚上就出来烧香烛,“那地下,埋着魂啊!”我问老兵,你现在有收入吗?他摇头。我说你当年的兄弟,就因为去了东北,今天能拿离休金,你不后悔?老兵笑了,“也许该去吧,也许,我早在那边死球了。”我说,当年去滇西抗战的老兵,现在每个月还有120元补贴呢,你知道吗?老兵说,“不知道。其实,钱不钱的,对我还有多大意思?都90岁的人了,还想那些干啥?”

该告辞了。对他说点啥呢?想了许久,我说,你晓得你的身份吗?老兵脸抖了一下,“不晓得。”声音轻似耳语。

“你是一个军人,”我大声说,“一个抗日军人!”老兵的头慢慢垂下去,许久,抬起来,眼里竟噙满泪水。那一瞬,我鼻子一酸,眼也湿了。

老兵胡俊才,抗战时驻四川梁山机场空军上士,现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八角村农民。

图片引用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