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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现代人无疑是最看重生活品质的。在这个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的时代（或者像窦唯所唱的“地狱天堂皆在人间”），只有人世间的美好生活才是人们所切实想要追求的——这一点，对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尤为重要。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很多中国人在心态上已经将人生视为一段不断自我改善的历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中产阶层是心怀梦想的一群人：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动摇或失落，但大体上他们并不怀疑，个人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持久的努力。这种世界观假定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并抓住机会不断自我提升。“成功”对每个个人都非常重要，甚至决定他人生到底有无价值（当一个loser是他们十分恐惧的事），因为在这种世界观里，“失败”常常意味着自己没有抓住机会或不够努力。
根据这种看法，一个人获得人生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从小就制定一套个体塑造计划，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甚至在娘胎里时就要为二十年后的人生做好准备和规划，其关键词是自我实现、自我训练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感：中产阶层常常认为，相比其他阶层，他们更有远见、更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别的阶层要么不努力，要么不是依靠自己），并且懂得控制自我，懂得为将来的保障而舍弃当下一时的享乐。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有的社会现象。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坚，中产阶层最相信社会是不断向前进步的，他们的时间观念是指向未来的，醉心于不断的自我发展，而自我发展的一个要点在于如何合理安排时间。确实，城市白领的生活时常陷入“时间不够用”的境地，他们每天的时间都需要管理（以至于不少公司中Time Management已成为培训课程），每天连贯的时间事实上都被切割成不同的小块，连绵不断，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面对着络绎而来的产品不得不一一应对一样。
这样，每天的时间，甚至整个人生，实际上都成了一个需要管理的“项目”。在大城市里，人们常有这样的感受：要约齐几个朋友一起聚会实在是太难了，总有人有事凑不齐。甚至在家庭内部，一家人的活动日程每隔一阵也会出现冲突。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人们学会了把空余时间和精力予以高度的控制和节约使用，以至于家庭生活也越来越系统化和规章化，难得空闲就十分高兴。忙碌的现代人，他们过的是一种过度规划的、日程表排满的人生（over-scheduled life），总要不断协调时间表上各种不同事务的最后期限。
作为社会和个人家庭的中流砥柱，城市白领确实常常觉得累。这种压力来自各种方面：对自我开拓的内在驱动、公司的要求、家人的期望，以及他们总也不够用的时间。尤其是婚后的职业女性，下班回家后还需要承担许多“无形的劳作”——照顾孩子的饮食、收拾房间，如此等等。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已经将这一现象命名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意思无非是指：对很多上班族来说，下班只不过是另一轮工作的开始。
不难理解，在这样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许多城市中产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上最受生活重压的一个群体。中国城市中产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特征：他们常常拒绝承认自己是中产，而只谦虚地认为自己是艰苦的工薪阶层、老百姓、普通人。在这番看似谦退的话语背后，则是一个略有点愤愤的心灵：他们暗自强调自己不像上层阶级那样能通过继承取得财富和声望，而都是靠自己付出血汗之后得到目前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比谁都更强调自己目前拥有的是应得的、自己“挣来的”（earned）。同时，由于在现代城市的工作流动中，人们常能像一个螺丝钉一样被随意替换，因而这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生活得最焦虑的人。对他们来说，自己需要在一个变幻不定的市场上经常得到肯定或他人的承认才行。
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永恒的悖论：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却必须忍受各种焦虑和劳作；而越是如此，又越是抬升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到最后，人们可能发现，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甚至我们自己，都已经改变了。
很多人也已开始怀疑这种工作强度，因为人们普遍地意识到，如何平衡工作和个人生活，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个主要课题。在早期现代社会，中产阶级把工作看作一种义务，而无产阶级则将之看作一种强迫劳动；现在，新的中产阶级也不再完全把克制、节俭、延迟满足看作是人生信条了，相反“能挣会花”才是要点，毕竟也不能亏待了自己。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话说，现在新的中产阶级“以快乐为责任，一切都为了快乐。……由于害怕得不到足够的快乐，于是这些人寻求自我表现，‘身体表现’，以及寻求和别人的沟通。”
怎样才能快乐呢？各种办法。也许最重要的是求得自身的平衡。罗兰巴特曾说，理想生活就是“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中产阶层人士的心声。他们想要的并不算是风光无限，但也不能忍受潦倒；他们不想整日劳作，但完全不工作也多少有点负罪感和不安全感。总而言之，他们想要有时间“实现自我”。
然而，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追寻某种自己喜欢的理念和梦想，真做起来这毕竟是需要勇气的。这样的决定足以让人辗转反侧，为了深入自身的心灵世界而把事业当赌注，这是很多追求“安全第一”的中产阶级会抵制的做法，因为风险太大。就像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所说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但很少是自己的。他们常常出于某种对他人的责任而行动，因为他们大多有清醒而现实的头脑，知道不能任性。
在这种内心纠结之下，平衡、妥协和中庸就成为最自然的选择。他们不喜欢意外（当然中奖人人喜欢，但他们也知道未必轮得到自己），不喜欢剧烈和戏剧性变化，最好能在自己所可以控制的生活范围内，在细节中获得一份温情和真意，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
不过，现代生活的问题就在于，它常常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人们一面赞美平淡是真，另一面也不排除向往梦幻。贝蒂弗里丹1963年在经典着作《女性的奥秘》中谈到中产阶级女性有“一种奇怪的不满足感”，即她们在生活美满之余，晚上躺在丈夫身边，她会很怕问自己这个无声的问题：“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么？”
确实，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现代人与以往时代的人相比，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他们的“不甘心”，以及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我有一个梦想”。在传统时代很少能这样，因为在那种时代，每个人都被教导：你的命运在你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你最好去顺从神的旨意，如果你试图强行改变命运，到头来你可能更惨，因而童话故事中逆来顺受常常是女主角获得幸福的前提。然而现代社会却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人们都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己改变命运。连电视节目都不断地推送这样的理念：只要你有梦想，你敢于去实现，那么你就能获得梦幻般的成功。这使人夹在两块板之间：一面是不断怂恿你不要甘于现在的生活，另一面又是坚硬的现实。
也许，这是一个永恒的两难。好在，人们至少可以自己选择人生：所谓美好生活，大概无非是在某些无法更改的前提之下，能让个人自由选择和尝试各种可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