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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无信用，损人利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能简单地责怪那些政治家们，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折射。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小农经济的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私、短视。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文化意识的一种典型写照。
传统中国用来维系小农社会和谐与秩序的，是宗族血缘关系、道德伦理、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中国人虽多无宗教信仰，但社会秩序有儒教的纲常礼法捆着，人际关系有儒教的礼仪民俗管着，纵使不识字者，也讲尊卑，守本分，敬鬼神，怕报应；但能读书，从幼童起就得学修身、齐家之说。一直到1930年代，多数国小还必须要上修身课。而所有这一切规范、教育的基础，民国以前，几乎都是在乡间创造出来的。上千年来，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由最熟悉且最需要遵从这一切礼俗规矩的士绅阶层管理和维系着的。他们从非官方的宗族组织的角度，与代表着官方的保甲长，共同承担着劝善惩恶，教化村民的作用。换言之，人性可善可恶，中国小农文化中自私特性可能导致的种种恶果，千百年来被层层叠叠的礼法民俗禁锢在魔盒里。此中虽生出种种压抑，盖亦有其不得不然者也。
但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注定要打破传统的社会统制形式，只不过，最早破坏这一切的并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清末新政兴西学，遣留学，废科举，改官制，办实业等等改良措施，从20 世纪初年就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学而优则仕”不可能了，有能力的士绅和青年纷纷转去城市或出洋留学，农村人才渐渐干枯，人口素质大幅下降。逐渐地，即使像江浙这样农村基层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里，很多保甲长连学都没有上过，土豪劣绅越来越多，农村中的矛盾大量地演化为“绅民冲突”。加上民国年间战争不断，政府军队横征暴敛，一些地方的农民生存艰困，民变不断，土匪遍地。共产党武装夺权，打土豪夺田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就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穷苦的民众，但也释放了人们的私欲。韩丁在《翻身》一书中记述的部分农民解除了血缘、道德等等束缚之后，为追逐财富，不畏鬼神、泯灭亲情的狂热场景，令人过目难忘。当年，许多农民为分得财产，不惜与同村亲友撕破脸；因为不满足于本村富裕户财物太少，农民们不仅成千上万地涌到县城，乃至大城市里去抢夺地主在城里的店铺、工厂和房屋，甚至到处拆毁寺庙，破坏神像，掘人祖坟，扒骨扬灰，仅只为多找到一点儿意外之财。改革开放后屡禁不止的盗墓潮和坑亲杀熟以取财的求财狂热，恐怕都可以从早年历史运动中找到它原来的影子。
俄国人口比例中农民的比例要比中国人口中农民的比例小得多。但当年的列宁也同样要面对大量自私自利的农民兄弟。他的觉悟似乎要早许多。革命一成功，他就注意到俄国小私有者意识可能带来的阻碍和危害。他很清楚观念的改变需要有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做基础，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他发现，抑制私欲，必须让国人重新“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政治革命，推倒一个政权，另建一个政权就可完成。社会革命则大不同。破旧易，立新难。人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乃至列宁所重视的“起码的公共行为规则”被破除，人们生存、交往、思维的环境条件和习惯模式却无法根本替换。樊篱尽毁后，得到释放的私欲就烧不尽，且吹又生了。没有哪一个社会真能按照执政者主观设计出来的所谓新道德和新文明迈上历史新台阶。
尤为甚者，在中国，把国人从过去对祖宗、对鬼神的敬畏观和讲尊卑、守本分的礼俗观中解放出来，反而使原本就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行为处事，不是变得更为“集体”，而是更加自我。从小所受到的“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意识教育和现实熏陶，磨灭了国人原本就所剩不多的道德心、同情心、仁爱心，乃至于羞耻心，却释放了原来被限制在魔盒里的动物本性。一旦市场化大潮席卷而来，人人被抛进适者生存的竞争急流中来，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恶化，私欲膨胀，贪腐盛行，难免会愈演愈烈并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如果说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变乱，或如梁启超所言“一非常之豪杰”横空出世，即可一统而定，那么眼下这积久而成的社会人心之乱，就远非一时一世人力之可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