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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很为苦恼：一个很边缘化的研究领域，同时对于国计民生又非常重要。我研究中的一个方向是电力系统的抗震研究，特别是变电站大型电力设备的抗震研究。
电力系统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系统，在生产和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汶川地震对电力设施造成了很大的灾害，其后续的恢复时间耗时非常之长（具体的时间不说）。日本1995年神户地震后，在一周之内，所有的电力供应全部得以恢复。2011年日本3.11特大地震带来的核电站的情况就异常严重了。
2008年地震后，我受委托在一年内共计八次前往地震灾区，对30余变电站震害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就灾后重建提出了建议，有些得到采纳和工程应用。之后，申请到了课题资助，对电力系统的抗震进行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在1976年唐山特大地震后曾得到重视，由政府持续投入进行了相关研究工作，并且出版了我国的相关国家标准规范。32年以后再发地震，很多当年的研究人员均已退休，有些人已经80余岁，还要请出来做专家。老前辈们也是不得已再次出山。
我们的研究在国内显得很孤独。一次偶然的出国交流机会，使得美国同行很吃惊：中国人也做这个研究？然后是他们的标委会主席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标委会，进行北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我们小组的很多工作，美国也没有做过。他们标准的一些数值分析计算结果没有经过实验的验证，这样的实验太复杂，很难完成。幸运的是：我们在2009年底就完成了这样的实验。该主席说：你们这个实验是国际上本领域已知的第一个实验，希望将实验成果针对标准的修订，写入标准之中。对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荣誉，但是静下心来我想：我是否是拿了中国纳税人的钱在为美国人干活？
事实上，我也是中国这个相应的国家标准委员会委员，也在参加标准修订的时候建议将我们的成果写入国家标准，但是阻力重重：（1）我们的标准很落后，非常粗糙，正真执行起来也非常难；（2）新的内容要进入标准，还没有被国内同行认可，而且关键的是国内小同行太少。虽然经过我在中国标委会屡次建议，还是没有成功。一位委员同情地对我说：“我们的标准就是参考美、日、欧标准的，你先把它写入美国标准，10年以后我们修订下一版的时候，再把它从美国标准中移过来。你就搞一个曲线救国。”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2008年大地震后，国家某部委邀请了一些国外专家来中国，针对电力系统的防灾，举办一个高层论坛。日本的一位朋友（我常和他交流）后来在北京参加会议。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在你们北京开会，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你所研究的部分。当时接到这个邀请函，我以为你肯定会在中方的参会人员中，所以没有联系你。来了以后居然没有看见你。你们的代表好像都很牛，说的话题都很宏观，但能够看出来没有一个是这个行业搞研究的。”我说：“这是一个高层论坛，出席的都是中国的院士，主要是级别太高。我是一个副教授，层次太低，出席不了这样的会议。你也不要以为我们请你来是想解决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已。无法和同行交流，你全当是参加了免费的北京三日游。”
我既非五毛，也非五美分。研究成果出来了，谁愿意用，谁就拿去，就当是为了全人类。
（文/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