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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000名中国富人移民澳大利亚，扎根悉尼。
2016年，王健林万达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向大航海时代的霸主西班牙。
哥伦布怎么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的一个传统陆权国家，会以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方式，掀起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浪潮。
美国，这个二战之后一直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巨人，而今已经略显步履蹒跚。
因为在大洋彼岸，那头古老的睡狮已经苏醒，以举重若轻、大巧不工的招式，巧妙瓦解着它的如意算盘。
而且，在美国房地产、数码产品、高端消费品等领域最活跃的消费人群，已经悄悄变成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这一切，足以让全世界产生“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无限感慨。
正当中国精英在世界版图上大展宏图时，国内社会也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激烈震荡：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层固化以及各种观念对立……
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78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人民腰包也开始鼓起来了。
而现在，我们就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官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挺着骄傲的胸膛，仿佛权杖交接的时刻已经近在咫尺。
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刻意向所谓全世界证明什么，凡是需要证明的“尊严”都是廉价的。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真正需要的，还是那份发轫于灵魂深处的自信与从容。
以前有个中学生写信给毕淑敏倾诉，说毕老师，我班主任批评我学习成绩，我很烦，我就不想受他影响，就消极怠工。
毕淑敏说：你这么做，就说明你已经受他影响了。倘若你真正已经置身事外，断不会有这种思绪存在。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人富裕了，见世面了，“土豪”一词进牛津词典了，迪拜普吉岛马尔代夫跑遍了。
但同时，我们的“不幸福感”也大大加剧了——就像上面的那个中学生一样，总是受一种思想支配。活着还是被活着？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前不久，王健林老板“先挣一亿的小目标”刷爆互联网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买遍世界，却越来越不幸福？作为社会学出身的人，笔者认为有三点原因。
第一，我们脱离了绝对贫困，但深陷于相对贫困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大多数国民都可以吃饱穿暖，自主选择职业，选择旅游目的地，而且国民的人身安全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90年代，成为万元户是众人翘首以盼的目标。而现在，普通家庭攒下十万百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基础过渡实现了，但更头疼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去年坐一个朋友的车去谈业务，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朋友突然对旁边一辆车两眼放光，目光中透露出极度的兴奋和艳羡，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情绪。
我忙问：怎么了？
“法拉利啊。”
“法拉利怎么了？”原谅我，我真是一个对名车不甚感冒的人。
“天啊，法拉利啊，三四百万啊！”朋友拍了拍方向盘，“凭什么啊，凭什么啊！”这一系列动作，就是不安、不平、不甘、不顺心如意、天不遂人愿等多种心理的表征。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相对贫困”。
中国俗语“人比人气死人”，讲的也就是相对贫困感。
好比一个普通青年，通过自己努力拼搏，买了一百多平的房子，娶妻生子，过上幸福自主的生活，这本身已经值得称道。
但他如果非要跟不是在别墅豪宅里开趴狂欢，就是在沙滩搂着比基尼美女的阔绰少爷比，那么他永远也无法释然。
2012年，山西煤老板邢利斌豪掷7000万嫁女的新闻，一度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当时看到这条新闻，办公室的几个美女同事都纷纷表态：一声叹息啊！然后开始讨论自己需要多少钱，才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相信我，这早就不是那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或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代了。太多的人深陷于相对贫困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我攀比，故我存在。不信大家观察自己周围：那些置身于攀比漩涡之外的人，多半是大家疏远的另类。
男人比谁钱多，女人比谁老公厉害，小孩比谁爹妈能干，父母比谁子女出色。
就连往昔纯洁美好的同学会，也蜕变成潜在攀比的名利场。
曾经和伦敦一个开中医诊所的华侨聊到这个问题，他说每次回国和亲友聚会，都觉得没啥意思。
因为整个餐桌，除了“钱”之外，基本不谈其他东西。
所以，《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中，女主角芮小丹如此评价自己男友：在这个时代，执着于出人头地并不稀罕；难得的，恰恰是不执着于出人头地。
第二，将绩效主义思维带入到日常生活中
我们无论是当员工给人打工，还是作为老板或高管来管理企业，都需要面对“绩效”这个词。
在美国现代管理学理念的冲击下，绝大多数企业都拿绩效来评价与权衡所有问题。
我们很多朋友，进了500强，每天浸润在大公司的标准化考核机制，完善的KPI评价体系，层层递进的明确分工氛围里，然后把这套思维嵌入自己的生活，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一个内地大学老师和一个香港女高管谈恋爱，晚餐后，男方建议去湖边公园的山顶赏月。
女方立即质疑：赏月？赏哪个月？有什么用？
某富二代在酒桌上给自己兄弟抱怨：为什么我砸了那么多钱，她还是跟了那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难道我砸的还不够多吗？
婚后，一男子吐槽自己媳妇在外面对客户和领导彬彬有礼，回到家里就一副女王姿态，弄得自己非常尴尬。
他媳妇得知后，脱口而出一句话：我对客户和老板那种态度，是因为那样子可以让他们拿出钱来。我回家还那样做，有意义吗？
很多看似顺理成章的话语背后，其实渗透的是一种与生活本质背道而驰的逻辑。
生活不是做工作，绝非你花了多少钱和心血，它就必须给予你相应的反馈。生活中深藏的幸福感，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质能够衡量和评价的。
什么是幸福？一位母亲，饱含深情地望着自己呱呱坠地的孩子，脸上荡漾着慈爱的微笑；
一对恋人，女孩用略带娇羞眼神，柔情无限地凝视着自己的男友；
鸟儿每天飞过妇人的花园，驻足片刻便走；
爷爷背着奶奶，爸爸背着妈妈，两人在草坪里赛跑，孙子在旁边鼓掌——这些就是幸福。
那些真善美并存的美好瞬间，犹如灵光乍现的禅机，超越于世俗的权力与金钱之上，是人性最本真、最淳朴的流露。
正因为如此，很多文人是难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
文人多情，敏感，容易陷入深沉的思索。
见着零落的花朵，情不自禁就想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而在商人看来，拖沓、多愁善感，无病呻吟这些都是致命的缺陷——因为他们眼里只有绩效。
某次茶会上，一个房地产经理人就说：你们是书生，不是商人。百无一用是书生，你们看不到商机的。
我当时就觉得诧异：为什么非要看到商机？看不到商机的人都不活了吗？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除了“丛林法则”，其他都不值一提。
第三，就是拓印在我们基因代码深处的不自信
我们不妨暂且忘掉如今穿梭在神州大地上的全球最快高铁，暂且模糊一下视野里北上广那盛极一时的繁荣，把目光挪到一百多年前，那段江河日下的灰暗岁月：
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七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抗日战争，华夏儿女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直到朝鲜战争初期，联合国军统帅、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依然对新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毫不上心。
他在菲律宾生活多年，他非常清楚他眼中那些卑微、躲闪、麻木、凄楚的东方人目光。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方面不自量力地介入战争，那么只是创造了给自己重返石器时代的机会。
但这一次，麦克阿瑟完全判断错误。
当万众奉若神明的麦帅以最大的跟头草草结束自己戎马生涯时，“中国”这两个字就深深镌刻在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国际舞台上，永不磨灭。
时至今日，中国学生已经成了欧美各国高校最为倚重的生源。
中国人的购买力之强大，足以让他们一个高级旅行团轻松横扫香榭丽舍的奢侈品店。
前不久南海仲裁，美国航母舰队的仓促离去，也足以彰显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外交手腕。
可即便如此，我们很多人依然热衷于通过外在的手段，来证明自己与过去相比多么不同。
因为被写进我们基因代码的，就是垂头丧气、诚惶诚恐的唯命是从，就是逢战必败，没法在西方人面前挺直腰杆的积贫积弱。
那种根植于屈辱历史、内敛文化的自卑与不安，一度让我们在那群金发碧眼的人中显得怯懦和无助。
后来现状的极大改善，给了我们不断在他们面前宣告的底气。
“我们不再是弱者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金碧辉煌的外表下，依然跳动着一颗颗受制于不堪记忆的心脏。
套用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我们是温柔的狮子，不是张牙舞爪的狐狸。
其实，我们辉煌灿烂的历史，以及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就足以给我们充分自信的理由。
百年忧患，充其量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民族基因和记忆，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有很大改观。
换成这种角度去思考，我们就能够轻松一点，不让那种“非要对西方人证明”的心理来左右我们的幸福感。
此次的里约奥运会，我们就看到一个个可喜的改观。
除开女排重返世界之巅的荣耀外，傅园慧的可爱与豁达，孙杨的自信与霸气，张国伟的耍宝与欢乐，林丹与李宗伟旷世对决的酣畅淋漓……
这一幕幕不仅透露出运动健儿们的幸福与从容，也让我们感受到整个国民的宽容与豁达。
金牌总数不是第一？无所谓，爷又不是没拿过；拿不到奖牌？无所谓，体会到体育竞技的快乐就行。
所以，我们大家积极努力后的改观是显而易见的。
总而言之，幸福无关乎攀比，无关乎宣言，无关乎格局。需要通过攀比、宣言来验证的幸福，都不是真的幸福，那是自我安慰。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修炼一颗不那么飞速的心灵。
忘掉无意义的攀比，无休止的绩效，以及悲惨历史。
多读让自己心灵平静的书，多体会每天的生活，多去关爱他人、动物和环境，享受当下，你就可以在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极致的幸福，甚至持续地体验到恒温的快乐。
作者简介：苗远洋，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专栏作者，准90后，巴蜀人氏，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主修社会学，现从事文化传播行业。以文会友，只求共同砥砺，共同精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