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讨厌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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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郝劲松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00,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说“现在你先听从法庭的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立刻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原被告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是一场关于五角钱的官司,他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这收五角钱不合理。所以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这样的官司——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向人家要发票。

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

他于是起诉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一次一次。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象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42岁的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按照当时的惯例,美国南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面,黑人坐后面。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占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黑人部分最前排的她让座,遭到了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恐吓黑人让座时,坐在前排的其它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牢坐不起。

如果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她厌烦了她和其它美国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成了50年代美国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然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一名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后来被冠以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事实上,她并没有组织或领导50年前那场民权运动,她只是在适当的时刻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迫使整个国家重新审视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50年后,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我问郝劲松。

“公民。”

“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的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

但他说起他乘车时,乘务长会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你现在要还是吃完再说?”

呵呵。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了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只能停留在字面上。”他说。

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权利?”

这个34岁的年青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权利。”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接受过一次难堪的采访。

第一个记者提问时,她被问及的问题是关于新的股改政策引发的社会冲突。

她不想回应,转开视线,用手指一指她认识的另一个记者。

“汤姆,你的问题?”

汤姆站起来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问的问题”

“下一个”她又说。

但每一个记者都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的问题”

直到她作出回应。

“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 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的,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是。都没有错。

但今天我去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而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到现在未果。

这样下去,也许就会象他在“进津费”“进沪费”的诉讼中一样不了了之。

但今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卷起报道热潮。

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昨天,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是这次不同。如果不公开发言,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

“在法庭上,媒体中,这样一种公开的辩论意味着什么?”我问李刚

“如果是对方是企业,意味着对消费者权利的保障,如果是政府机构,意味着公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伸张。”

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图片引用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