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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状况
世界银行对社会公平总结出两条原则:第一是机会公平。我们原来有一个说法，机会公平就是把所有人都放在一条起跑线上，比如说老人和小孩，如果是跟青壮年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或者是残疾人和正常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想结果还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公共政策应该本能地照顾社会中的弱者，而掌握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否则，泛泛地说同一条起跑线，最后的结果就是赢者通吃。
第二项原则就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具备正当性，但如果政府没有给穷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即使贫富差距并不特别突出，穷人仍然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老百姓的感觉来得比我们更加真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的公平在恶化。首先是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已经跟发达国家大都市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中国最穷的地方呢，我刚刚到过西宁，去了一个贫困的地方，在村头有一家小店，我们把一切东西买光才花了370元。
其次，发展起点的不平等、发展机会不平等、表达意愿与参与权力的不平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全国人大中，城市人口是每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农村人口是每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而且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个表现就是社会排斥。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套合体的西服、合脚的皮鞋，就感到没有脸面进入到公共场所。我原来调研过一些农民工，www.80mt.com,他们每天吃完饭之后，就在马路旁几个人一起砸开一个西瓜就在那儿吃，他们感觉到城市没有办法容纳他们，他们不能进入到城市里任何一个公共场所。
如果公平状况继续恶化的话，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短期看，会危及社会稳定，中期看可能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长期看可能会导致经济转型被锁定，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合法性的危机。
比如说，在浙江发生了一起简单事件，就是当地的农民对污染治理不力去找政府，本来当地农民去找政府大概就十来个人，后来就扩大到酿成了1万多人的围攻事件。小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出现闹革命的问题。?
这几年有一个词叫“改革冷漠症”，工人阶级说我现在穷得都到菜市场捡菜梆子吃了。富人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变得保守起来。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动改革，普通老百姓也不愿意推动改革，“改革冷漠症”就是这样产生的。
原 因
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五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还有就是制度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都具有震荡性。还有可以避免的三点，公共政策存在失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政府的职能错位。
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贫富分化，这是在现代经济学上有说法的。我们知道农业社会很简单，一把锄头、一条扁担，如果有一头水牛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人均占有的资本量大了，就要给资本更大的利润，那么你就要不得不压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所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差距会拉大。
第二个因素就是制度转型。这可以从改革动力论上来理解，你要让改革能够推进下去，首先你就要让改革的参与者有改革的积极性，就是给他更高的收入，比如说我们的沿海，民营部门、三资企业，他们是中国增量改革的参与者，要让他们有积极性，只能给他们相对高的收入。如果改革越改越穷他们还会有积极性吗？
但是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造成了收入差距，还不能完全解释公平恶化的问题，这只能由后面的几个因素来解释。第一个是公共政策存在失误，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按照道理我们交了钱给政府，政府就应该给我们保障，但是政府是失职的。比如说教育，这是典型的半公共产品，或者是混合公共产品，但是最后都是老百姓自己掏钱。
由于医疗走向市场，所以现在出现了“创造病人”的现象。像我的一个邻居，孩子感冒了送到儿童医院，花了2000块钱。这还不算，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还有一点不正常，为什么，说是有点性早熟，就这样又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还治得焉焉的。
第二就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像官员弥散性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都属于此类。商务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外逃官员是4000人，携带资金约5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100多亿。我去年承接这个课题进行大型调查，将官员腐败视为社会公平感的首要原因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63%。
第三个原因是发展主义压力下地方政府职能错位。本来政府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行宏观调控、创造法制环境，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省长就是董事长，在这样的发展下，政府就有本能的亲善资本的冲动，造成不公平。
解决之道
中央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推动制度转型，这个时候我们说促进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解决不公平问题，而且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动力的问题。
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改革大体分两步走，先有经济绩效的总体改进，后有对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及时补偿。比如说，一个单位有100人，现在有一个决策，如果决策通过的话，可以为这100个人中的某一个特定人带来300元的收益，而给另外99个人每人带来1元钱的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99票反对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是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会给单位增加300元的福利，带来99元损失。所以改革是允许的，净收益是201元，这个时候政府就来协调，怎么的协调，改革的收益者给受损者补偿，做这么一个承诺就可以了。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受益者从增加的 300元中拿出198元，给其他99个人每人补偿2块钱。所以这样的话，改革一定会得到100%的支持。
小平晚年在想什么，一个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实际上就是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三农问题。而现在我们恰恰忽略了小平关于改革设计的后半段的有关补偿阶段。
政府现在急需承担一些基本的保障责任，这就是兜底，像基本的救助，还有教育资助政策，不能以任何理由妨碍失业者临时性就业，还有就是法律援助。
长远点必须要惩治腐败，提高政府的效率，降低政府运行的费用，完善监管与法制，堵塞非法致富的渠道，建立劳资谈判的机制，还有就是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