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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门前冷落车马稀
作者: 陈平原
向当地人打听小林文学碑，说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辆出租车（否则上得去下不来），沿
着山路，转到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背后的山上。离文学碑几百米处停着好些汽车，不过与小林无关。那里
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处，常有游客光临。也幸亏冷清，文学碑显得庄严肃穆。绛红色石头砌
成五六米高的两面墙，像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紧闭着的监狱大门。左边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头像、碑
名及题辞，右边则在方形洞中嵌着青铜头像，一脸刚毅，大概象征着无产者。初夏时节的小樽，太阳不晒
，碑后的白桦林嫩黄中夹着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远处碧蓝的日本海，遥想半个多
世纪前，从这里走过的文学青年。
司机告知，收费以小时计，还有剩余时间可以访问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
才诗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馆等地都有其歌碑，与其生前的穷愁潦倒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头的小樽公园里，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伤的城市，小樽人的歌声苍凉忧郁。
与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围着大群少女，正怀着甜甜的忧伤，摆着各种姿势照像。
访小林文学碑是蓄谋已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都有心理准备，包括"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尴尬，都
在意料中。这样的访古，"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上是圆梦或还愿。我更喜欢意外的"发现"，突然间面对
一块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碑，需要调动一切积累，并向周围的朋友请教，那既是怀古，也长知识。所
谓寓学于游，借访碑了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这种场面。但这样有趣味、有性灵、有情致的机会其实
不太多，要不作家太生僻，引不起兴致；要不碑太俗，无法产生美感。对于访古的人来说，碑的年代几乎
与其价值成正比。而我却竟被荒山野岭上一块刚建的新碑迷住了，说来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还是先从我与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缘份"说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演讲，曾谈及
现代人的"文"、"学"分离。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后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
。此前，曾在神保町买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讲述的《新论语》，赶快取出拜读。露伴受过系统的日
本古典及汉学教育，其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中刚强执拗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张扬近代西方的
个人主义，不如说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彻悟"。《新论语》中露伴训解的是"为政"、"八佾"两章，
看他发挥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名言，实在有趣。不
过也就是翻翻而已。对于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学"也无"思"。
那天与朋友开车游日光山，黄昏时候，来到枥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岭。此地高寒
，因冬季积雪而封闭的国道刚刚开通，路两边残余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赞叹着雪尚未化尽而墨绿的唐松已
生气盎然，忽见冷寂的路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赶忙停车观赏。约四米高两米宽的原生石上刻着"幸田露
伴文学碑"几个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录。读了碑背的说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
伴由日光经此地，写作了充满奇异幻想的小说《对髑髅》。片品村教育委员会于小说诞生百年之际，立碑
纪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资讯之发达，手中刚出版的旅游指南不该漏记，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级别
不够"。别人感觉如何不得而知，我对这块碑很有好感。立意及制作工艺均不错。更因其独立天地间，山
色苍茫中自有一种大度与尊严，更使得荒无人烟的群山峻岭顿添生气。立碑者在旁边还辟出一片空地，让
匆匆开车赶路的过客得以从容休息；至于能否领悟露伴文学的意境与情趣，那就得看个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
除了专门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还有在名胜古迹，选择与其相关的诗文片段立碑。这种文学碑
数量甚多，不少变成高级的"景点说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东京净闲寺里的永井荷风诗
碑。
永井荷风（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其《荷风随笔》、《东京散策记》、
《江户艺术论》等经常出现在知堂文章里。我对荷风了解不多，除了"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过目不忘，再就是他对浮世绘的赞叹，对已经逝去的江户风情的迷恋，对花街柳巷的兴趣--后两者促成了
《隅田川》、《墨东绮谈》这两部名著的创作。此次东游，颇醉心于江户的流风余韵，多少次徘徊于隅田
川边。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往日风流"不可能再现，所谓的"乡土艺术"，很容易演变成为旅游纪念品。
东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户遗迹，唯一不能恢复的是"游廓"。昔日骚人墨客寻欢作乐的柳桥、新
桥和吉原，是江户作为繁华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场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开设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认的唯一
"游廓"，最盛时游女超过三千。三轮桥附近的净闲寺，葬有江户时代之游女两万余人，故谚曰："生在苦
界中，死于净闲寺。"
说不清是出于旅游者的好奇，还是喜谈风月乃文人习气，晚清以后来日的中国文人，像王韬那样终日
寻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诗文中故意牵涉一点异国青楼的却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卖春法实施，结束了新
吉原三百年繁华梦，到此一游的雅士也就难得一见。如今的吉原，起码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我
访吉原那天，首先拜访的是净闲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为这样走起来路顺。寺庙在重修，大门紧闭，
但游客可从旁门出入。在临时搭起的工棚边转来转去，终于绕到寺后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围是郁郁葱葱
的树木，加上细雨，陡然让你觉得阴森森的。墓地中间是总灵塔，基部就刻着上引的谚语。一米多高的台
基上，石莲花托着墓碑，上刻"新吉原总灵塔"六字。塔前香烟袅袅，游人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只有慰灵
的长木排不怕风雨，仍傲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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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西乡铜像
作者: 陈平原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总灵塔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冢。诗录自《偏奇馆吟草》中的《震灾》
，并非专为此寺而作。据说荷风生前喜欢造访净闲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学归来着意寻求"江户趣味"
，荷风经常出入青楼，且与艺妓结婚，离婚，自是最有资格为游女写悼亡诗者。日本文人历来不太"道学"
，再加上江户游戏文学的传统，置荷风诗及像于此，想来本人不会尴尬，游客也觉得"当之无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于蔚秀园
【附记】
文章早就写完，一直压在箱底，不想拿出来发表，就因为述及露伴的文学碑时语焉不详。手头只有当
初游览时拍的录像，碑文一扫而过，无法释读。来访的芦田君自告奋勇，回日本后给片品村教育委员会打
电话，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着《对髑髅》开篇的几句话。现抄录碑文大意如下：
俗话说，出门靠旅伴，处世靠人情，然而我却从不知道那样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给我述说了
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说的故事，显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乡铜像
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
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
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
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
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
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
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
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
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
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
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
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
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
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
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
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
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
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笔者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
，记得那一瞬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
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
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
。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
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
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
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
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成败，而无所谓顺逆；西
乡的过失，只在于打了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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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忠臣贼子
作者: 陈平原
那时的东京，"西乡"是个热门话题。不断有人出示有关西乡的文物；王韬也就不断发表严正而又迂阔
的评论。翻阅《扶桑游记》中此类不着边际的"高论"，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除了"深明大义"，没什么别
的见识。后人单读王韬的游记，也能感觉到其时的日本人对西乡的态度相当复杂；而王氏不屑于去理解其
中奥秘，只顾顺着原来的思路作长歌：
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
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
直到有一天应谷干城中将之招，读其诗，听其言，王韬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当年决战时官军的主将
，重修的熊本城里建有其塑像。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没想到谷君言谈之间，对西乡
不但没有辱骂，反而颇多敬畏：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
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
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这段话非常重要，起码让我们知道，战事刚刚结束，京城中已有不少为西乡开脱的言论。就连现任军
事首领，对叛军头目也颇多同情。也许正是这种"民心"，使得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建铜像而
不谈论西南战役，应该说是一着高招。可惜王韬从谷干城诗中，只读出政府的宽宏大量，因而其和诗仍是
"忠臣贼子"黑白分明。
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并在东京与王韬结为莫逆的黄遵宪，其《人境庐诗草》中也多处提及西乡隆盛。最
引人注目的当属《西乡星歌》，一改何、王讨逆之高调，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此长歌开
篇奇崛，顿生满纸风云之气：
人不能容此崎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厉之精神。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照人。
诗前有小引，说明呼彗星为西乡星，乃日人传说；可据《左传》"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来"识君意"，明
显有为日后西乡的举兵反叛开脱之意，与王韬所复述的"略其迹而原其心"之说相通。长歌的最后四句，更
是直接为西乡这位失败的大英雄招魂：
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
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这么说来，国人也有不囿于"忠臣逆子"之成说者。但先别高兴，现在通行的《人境庐诗草》中，此歌
虽与其他在日所吟诗编在一处，却系晚年归乡后补作。
黄君虽好学深思，初渡扶桑，其实也不理解日本人对待"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的态度为何如此"暖昧"。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宫岛诚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作序的《养浩堂诗集》。出于对黄氏的
尊敬，诗集中附有其零星评语，其中涉及西乡一则耐人寻味。宫岛在西乡举兵前曾和其诗，称颂其"高尚
之志"，末语为："若使此心长爱国，江湖何与庙堂殊?"西乡兵败自杀，宫岛刊行集子时居然不删不改；倒
是黄遵宪看不过去，出来"主持正义"：
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从王韬的"功高赏薄"，到黄遵宪的"愤爵不平"，都是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凭我阅读《西乡南
洲遗训》及其诗集的经验，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引两首西乡所吟汉诗，以见其志向之高大。两首都是
《失题》，前者见其王学根基，后者则是生平自述：
学文无主等痴人，认得天心志气振。
百派纷纭乱如线，千秋不动一声仁。
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
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毛病，但所争不会只是爵位。时人之所以"略其迹而原其心"
，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不愿意相信西乡会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乡的人如何借"原其心"为其辩解，西南战役事实上不能不使得"生灵涂炭"。面对这
种残酷的现实，当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识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又如何影响大众对西乡的评价？这都是
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挑选几条史料作为思考的线索。
东京人对西乡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对"江户无血开城"的贡献。今日东京有不少名胜，专门
纪念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这一历史性会见。胜氏也因此成为西乡的莫逆之交，并
在其战死两年后，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此诗碑据说至今仍在，可惜我没能访到。倒是在《西乡南洲遗训
》的附录里，读到一首胜海舟咏西乡的五古，后半截可作为前引"略其迹而原其心"一说的最佳注脚：
只道自居正，岂意紊国纪？
不图遭世变，甘受贼名訾。
笑掷此残骸，以付数弟子。
毁誉皆皮相，谁能察微旨？
唯有精灵在，千载存知己。
先以"岂意"开脱，后有"微旨"垫底，即便"紊国纪"，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乡不以世人之"毁誉"为
意，诗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载存知己"。与中国人讲政治立场，动不动"大义灭亲"不同，胜海舟以及上述
的谷干城、宫岛诚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与"叛军首领"西乡的友情。将"政见"与"友情"分开，
更注重"心情的纯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态"，这种价值观念使得西乡兵败后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