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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拼却醉颜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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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挖空了心思要躲开公众视线的，一不留神，到底还是成了玻璃缸里的两条金鱼，让不相干的人看了个明明白白——即便时隔46年，依然被一丝不苟地列成了词条，供人玩味。可见当年的狗仔队，敬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绝不输于今日。
为梦露作传的，除了亲友，还有很大一个门类是曾经替她工作过的身边人。管家尤妮丝、清洁工列娜都是为此而拿过版税的受益者。一位曾在洛杉矶一家饭店里替梦露作过保镖的仁兄，也写过一本书——据看过此书的好事者说，书里纯粹是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更有甚者，有那么几个声称跟梦露上过床（或者是想跟她上床）的人，也鸡犬升天，打着悲香悼玉的旗号，成了畅销书作者。还有个名叫罗伯特·斯拉策的，干脆宣称他与梦露有过三天的婚姻，缘份如朝露，转瞬即逝，却永志难忘，云云。
另有一类书，专以梦露之死为突破口。也难怪，伊人那样不明不白的死法，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题材。大多数作者都纠缠在肯尼迪兄弟和梦露之间的艳事上喋喋不休，他们指控兄弟俩纠缠、强奸、诱其染上毒瘾并最终杀害了梦露。帮凶当然是无所不能的黑手党，亦或是工人兄弟会、古巴人的地下组织、“鼠会”（梦露生前经常相与玩乐的小团体，包括弗兰克·辛纳特拉、彼得·劳福以及肯尼迪），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在另一些想象力丰富（也可以说是贫乏）的作者笔下，1962年的那个夏天，全美国的每个情报机关似乎只剩下几件事可干：跟踪梦露，烧毁她的电话记录，最终神不知、鬼不觉地请她见上帝。
也有大作家的手笔。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阿瑟·米勒。只可惜在他的回忆录《时移世变》中，梦露从头至尾都只是个无药可救、也不愿意获救的糊涂蛋加可怜虫——梦露虽然嫁给了米勒，却愣是不明白眼前的便是救世主：不跟着他改邪归正，当然就只有香消玉殒的份了。
至于诺曼·梅勒的《玛丽莲·梦露传》，虽则在文学性上或许是鹤立鸡群，然而，你很难说他笔下的那个年轻而风流的女人，与真实的梦露究竟有什么关系。阿瑟·米勒一向对这本书不屑一顾，说梅勒写的梦露“是作家本人男扮女装的形象，反映了他自己那种向往声誉、向往无拘无束的性关系和权力的好莱坞式幻想，”至于目的，“只是想拚命挣钱，好向每位离了婚的老婆付清赡养费罢了。”
然而，梅勒书里有一句话还是颇耐人寻味的：玛丽莲是每个男人与“美国”之间的风流韵事（Marilynwaseveryman’sloveaffairwithAmerica）。
具体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梦露被如此抽象浓缩，提升到与“美国”比肩的高度，从而成为某种无法磨灭的象征——这或许是梦露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对于梅勒这句半通不通的话，我猜想，梦露泉下有知，或许会像临死前最后一次接受《生活》杂志采访时那样，恹恹地回答，“我不理解什么叫‘性感象征’。如果世人非要那样坚持，我宁可摆脱‘象征’的身份，只负责‘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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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波罗打网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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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读希腊神话，总是被那些又长又怪、带什么“忒”呀“厄”呀的名字弄得一筹莫展，等不及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夺回大美人海伦，我就先败下阵来。
所以那少有的几个念起来爽利的名字就占了便宜，比如宙斯赫拉雅典娜美杜莎，都可以过目不忘。当然还有阿波罗。
阿波罗又岂止是名字好听？书里说他气宇轩昂，一降生便带来了洒满得罗斯岛的金色阳光，武可驾太阳车射金箭百发百中，文能弹里拉琴携众缪斯酬唱山野。这样的天之骄子身上，不晓得堆满了多少女孩儿家玫瑰色的梦想。
然而细读之下，才发觉这个阿波罗，其实真是没有多少女人缘的。他最出名的功绩，不是铲除巨蟒皮同，就是拿胆敢跟他比试箭术和琴艺的倒霉蛋撒气，或射杀或剥皮，冷血得很；他身边倒是不缺缪斯女神相伴，但她们都是他同父（宙斯）异母的妹妹——虽然奥林匹斯山众神在乱伦问题上向来百无禁忌（赫拉便是宙斯的亲姐姐），但阿波罗终究也没有和哪位缪斯闹出过绯闻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阿波罗最广为人知的艳遇，说到底却是丘比特的恶作剧：话说阿波罗以箭术傲视群雄，偶尔瞥见年少的丘比特也敢耍耍他的拙弓劣矢，不免嗤之以鼻。丘比特怀恨在心，一拍翅膀飞上帕尔那索斯山，将一支爱意融融的金箭瞄准阿波罗，把另一支冷冰冰的铅箭射中仙女达弗涅（Daphne）。结果可想而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达弗涅被阿波罗追得上天入地依然不为所动，临了在河神父亲的帮助下化作一棵月桂树。
这样的故事很有看头，却算不得可歌可泣。阿波罗照样还是当他的酷哥，一时的执迷，不过是遭人暗算罢了。而他真正刻骨铭心的情人却是一个同他一样的俊朗的美少年，名唤雅辛托斯（Hyncinthus）。
奥维德的《变形记》第十篇中记述了雅辛托斯之死：“……神与少年脱下衣衫，抹上橄榄油，直到浑身熠熠闪光，然后开始比赛掷铁饼。阿波罗把铁饼掷向空中，雅辛托斯不假思索，箭步向前想等铁饼落地后把它捡起来。不料铁饼从坚硬的地面上反弹起来，结结实实地砸在少年的脸上。顿时，神的脸庞变得与少年一般苍白，他抱起雅辛托斯孱弱的身躯。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一时兴起居然铸成大错，这是酷爱运动的阿波罗万万没有想到的。据说那个要命的铁饼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被西风之神仄费洛斯（Zephyr）改变了方向，后者正是因为觊觎阿波罗与雅辛托斯的柔情蜜意才由妒生恨的。
无论祸从何起，总之雅辛托斯在阿波罗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神也有无力回天的时候，阿波罗的绵绵哀伤在奥维德笔下汩汩流淌：“我到底错在哪里？除非参加一场运动也算错，除非爱你也算错。”阿波罗为一种花取名叫雅辛托斯，让它开在爱人喋血的地方，“你仍将以某种方式永生：每当冬去春来，你就粲然绽开在如茵绿草间……”
“雅辛托斯之死”出现在威尼斯画家提埃坡罗（Tiepolox）的画中时，故事的细节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田径场换成了网球场，垂死的少年身边，赫然摆着球和球拍，他脸上的淤痕，也显然是被比铁饼小得多的器物所伤……
在提埃坡罗的画布上，杀死雅辛托斯的，竟是一只小小的网球！追根究底，其中的渊源，可以牵扯出一个长长的故事来。
“雅辛托斯之死”是提埃坡罗全盛时期的作品。他喜欢画与阿波罗有关的故事，因为太阳神的形象正适合他表现娴熟驾驭光与色的能力。阿波罗一低首的痛楚，雅辛托斯一抬头的绝望，在浓重的背景上交汇出极纯极美的光，分明是要把整个画面烧起来的样子，那火，却是冰一般的冷。
然而这却是画家的奉命之作，欲以画寄情的幕后策划者是当时德国一位名叫利佩的伯爵（CountWilhelmzuSchaumberg-Lippe）。他掌管的小公国Bückeburg居民仅有1600人，以他的权势和财力，本来未必能把提埃坡罗这样的人物从意大利专程请来作画的。而他之所以能觅得这样的机缘，多半是托了邻近的维尔茨堡公国君主格莱芬克劳（CarlPhilippvonGreiffenclau）的福。后者为了给自己新建的宫殿增光添彩，以甘辞厚币搬来了提埃坡罗。宫殿面积不少，需要作壁画的地方很多，而画家惟有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才能在新鲜的石膏上开工，工程因此耗时长达三年。天一转凉，提埃坡罗就不那么忙了，要么打打腹稿画画草图，要么就接别家的生意赚点外快。
利佩伯爵正是看准了这个空档，只花了区区二百威尼斯金币就搞定了提埃坡罗，借了他善解人意的画笔，把自己的灵性与情感，整个嵌进希腊神话的躯壳里。
利佩伯爵其人，也不是个等闲之辈。此人堪称火炮专家，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充当汉诺威炮兵部队司令，后来又在对西班牙战争中担任英葡联军的总司令。他留下的军事专着内容扎实，其核心的军事思想今天看来颇有前瞻性：他认为所有军事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预防和化解战争。为此，应不遗余力地增强防御力量，从而威吓敌方不敢贸然进攻。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大多数军官听来都不怎么顺耳，所以利佩伯爵生前压根就没想过发表，权当是自娱自乐。
彼时令世人听不得、看不惯的又岂止是利佩伯爵的军事言论？他的种种乖张放浪之举，至少在当时不是一件寻常事。
据说，十八岁那年，为了跟别人打赌，利佩不惜触犯军规，倒骑着一匹马从伦敦一路跑到爱丁堡，结果给关了禁闭；还有一回，他装扮成乞丐的摸样招摇过市，纯粹是为了找个乐子；更有甚者，利佩暧昧的性取向在早期的书信里就有迹可寻：二十二岁那年，他把一位年轻的匈牙利男子称为“我心爱的费斯蒂提克斯（Festetics）”或者“我的另一半”。到了费斯蒂提克斯张罗婚事的当口，利佩又写信劝诫他“宁死也不要违心地娶一个——女人”。几乎在同时，他父亲的一位女性朋友半真半假地问他，是否“对女人不感兴趣”。
仿佛是存心要让这位好奇的女士跌破眼镜，没过多久，利佩便带着一位芭蕾舞女星私奔到了威尼斯。然而，在那里，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西班牙音乐家，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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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波罗打网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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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三人又一起迁居到了伦敦。利佩的父亲对整个事件好像并不怎么介意，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里甚至把那西班牙人称作“你的朋友阿波罗”，言语中倒像是有几分赞许。他知道儿子在外面玩够了，终究还是得回来继承他的世袭领地，那个“阿波罗”不过是他锦绣前程上一道轻飘飘的花边，无关大局。那西班牙人甚至已经答应利佩会随他回Bückeburg。岂料此人的造化到底还是拗不过天意——1751年，西班牙人猝死，就像雅辛托斯一样，脆弱而年轻。
故事写到这里，线条渐渐明晰起来。利佩请提埃坡罗作画的一番苦心已不言自明。不过在《雅辛托斯之死》中，利佩更愿意把自己代入阿波罗的角色，这固然是因为他那位爱人同志的早夭正契合雅辛托斯的命运，另一方面也许与利佩在艺术领域的自我定位有关。
利佩一生酷爱艺术，虽然本人并没有什么作品传世，却结交、扶持了不少有天分的艺术家。他曾长期雇佣巴赫的儿子（JohannChristophFrederickBach）担任乐师，而且自小热衷于收集法国人卡洛（JacquesCallot）的雕塑作品，长大以后又同雷诺兹（JoshuaReynolds）交上了朋友，让这位以肖像画见长的艺术家把自己画成将军的摸样。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中，要数阿波罗与音乐、艺术的瓜葛最为深厚，就这一点而言，利佩自然是乐意自诩为阿波罗的。
既然如此，利佩就有心要和太阳神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提埃坡罗笔下的阿波罗多少带点自己的烙印。十八世纪以来，最时髦的贵族运动是打网球。当时德国共有六十座室内网球场（那时候还不时兴在草地上打网球），其中有一座就在Bückeburg，而利佩本人正是场上的头号明星。利佩二十二岁那年，德国皇室中除了皇帝本人恰好缺席外，其他成员都在德雷斯顿的一场比赛中亲眼见识了利佩的球技，赛后当即要求他留下来与皇帝比试比试。然而那时利佩恨不得立马飞回到那个匈牙利人身边去，便一口回绝，只因为“费斯蒂提克斯要比世上哪个皇帝都重要。”
后来，皇帝到底还是在维也纳见到了利佩，一边看他在场上自如挥洒，一边忍不住大叫Bravo。照利佩父亲的一位密友的说法，“这小子非同寻常的力量及高超球艺令他技惊四座，皇帝陛下亦不能不为之动容……”
话说回来，利佩把自己的绝技移植到阿波罗身上时，也考虑到了故事本身的合理性。十九世纪之前的网球一般是用皮、羊毛、甚至沙子制成的，其材质不像现在这样既轻且软而有弹性。那时的网球是真的能杀人的！1751年，威尔士的弗雷德里克王子就让一只网球击中了腹部，随即死于内出血。这样的爆炸新闻，想来利佩是不会不知道的。
那时的球场通常没有规范的尺寸。比如卢浮宫的球场大小是36×12米，而别处的球场面积往往只有它的一半。球网一般有齐胸高，对阵双方各自依墙而立，那架势有点像现在的软式网球。每个球场都有一个带围栏的观众席——在那幅画的左上角，树影葱茏处，便依稀能看出观众席的样子来。
与马术、狩猎、舞蹈不同，网球并不是年轻贵族的必修课，而是一种旨在“放松头脑、保持健康体魄的运动”（这是1742年的一本训练手册的说法）。不过，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仍然是一项他们看不懂也消费不起的“高尚游戏”，所以安排阿波罗在画布上玩一把网球，大约也不能算是亵渎神灵吧。
再看画面上雅辛托斯的一身行头，裁剪得当，长短合宜，轻便里透出几分娇媚来，跟库娃的网球裙有一拼，细细品来，仿佛时光就在他衣服的褶皱间飞速穿梭，随后又凝止了。
美少年松开的腰带上系着一个金色的搭扣，那搭扣上刻着森林之神萨梯（Satyr）的头像。与之相对应的是画面右侧的一尊萨梯全身雕像，挺起大肚子，低下头，嘴边分明悬着一丝狞笑。这个长了一对羊角的萨梯，从来都是追逐享乐、不拘小节、亦邪亦谐的象征，利佩策划或者默许画面如此铺排，想来也有某种自嘲的意味吧。
喜欢自嘲的利佩伯爵1777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他的侄子接管了他名下这方小小的地盘。不晓得是故意还是巧合，这位继承者有一个希腊味十足的名字，雅辛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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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如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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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瑞雪儿宁愿自己不要发现那本书的，至少不应该在怀着七个月身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本另觅新欢，甚至匀不出一点多余的气力是可以用来愤怒的。一股子狠劲上来了也是棉花拳砸上了橡皮墙，就只有一个人傻坐在纽约父亲的寓所里掉眼泪的份。哭累了抬起脸来瞥见胡桃木家具和深灰色台灯，心便愈发地冷，那些物像竟在视线里揉作一团，眉不是眉，眼不是眼的。
那是一本儿歌集，扉页上有一段题词是写给瑞雪儿的丈夫马克的：“我亲爱的马克，我想送你一样东西，来纪念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令我们的将来愈发明朗化了。现在你可以把这些歌唱给山姆听，将来我们一起唱给他听。我爱你。塞尔玛。”山姆是瑞雪儿两岁的宝贝儿子，居然也被白纸黑字地牵扯了进去，这不是存心要把她逼疯吗？
—马克终于回来了。……等他肉麻地吹捧完塞尔玛，等他说他不会放弃她，等他骂完我是泼妇yin妇碎嘴子牢骚精外加讨厌华盛顿，过了一会儿，他说尽管如此，他不希望我离开他。我坐在沙发上，挺着个大肚子，眼泪哗哗地往下流，等他说到第十六遍塞尔玛·赖斯怎么比我可爱的时候，我鼓足勇气对他说：“你疯了。”说这话用尽了我最后一滴自信。
他车一开走，我一把抱起山姆，拎起一只塞满尿片的提包，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去了机场。
当一个专门对付翻译小说的编辑，其实远没有想像中那么自在：三年了，我的工作状态经常是端坐在原作与译稿前，挣扎在两种文字的冲突与割裂之间左右为难。于是，故事被肢解了，情节四分五裂，我是在审校而非阅读，怀里揣着的是责任而非兴趣。时间长了，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我几乎忘却了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受。
例外的只有那些情节张力与语言兴奋度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作品，比如《心痛》（原文是heartburn,“心痛”自然是中规中矩的译法，不过我老是会联想到过去有一首歌叫“焚心以火”，总疑心用这个词能更传神一些）。
译者李卉定居在深圳，当初不远千里热线荐书的时候，我们还素昧平生。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声，如果画成声线图一定是弹性十足的波浪状的曲纹：
“真是一本好书呢！写书的就是诺拉·爱弗朗嘛！”
谁是诺拉·爱弗朗？
“哎呀，看过《西雅图未眠夜》（SleeplessinSeattle）吗？”曲线忽地挑高，成了一道陡崖，那口气是不由分说的。
怎么不记得？情人节。纽约帝国大厦顶层。冬夜里干冷的风利落地剪出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渐渐靠近的侧影。已近影片尾声，却是男女主角的初遇。金风玉露一相逢，真真让每个看电影的人，终于欢欢喜喜地放下心来。
大学时代，这部片子我是一连看过三遍的——每一次看，照例还是会在每一个编导认为应该出彩的地方微笑，不是前仰后合的那种笑，只是点到为止、会心而已。我总觉得巧合的叠加到了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不仅仅是“浪漫”两个字能解释得清楚了。然而这也就愈发显得浪漫的可贵：黑夜一样的人生，真的需要浪漫来作一盏灯，虽是忽明忽暗，却是从不肯熄灭的。于是我省悟，无可救药地，原来我也是个满口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西雅图未眠夜》的编剧兼导演，便是这个诺拉·爱弗朗。她拳打脚踢在好莱坞创下的业绩，还包括《合欢树》（Silkwood）、《当哈里遇上萨莉》（WhenHarrymetSally，港译《90男欢女爱》可能更为人熟知）以及《电子情书》（You’vegotmail），都是既拿过奥斯卡提名，又创下票房记录的。
《心痛》是爱弗朗名下唯一的小说——当然后来也改编成了电影，担纲演那一对冤家的，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杰克·尼克尔森。
没看过那部电影。但从小说里已经可以想见，即便不是配齐了斯特里普、尼克尔森这样老辣的大卡司，单凭规定情节和台词本身的戏剧性，已经为演员（哪怕是庸常之辈）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只是观众多半会有一些惊诧，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心痛》的风格似乎与爱弗朗一向擅长的romancecomedy相去甚远——comedy还是comedy，对于romance的迷局，《心痛》却更像是一种破解。嚼得再细一点，你还能发现，或许，喜剧，真的是需要拿悲剧的元素作衬底，才能厚实起来的。
好小说往往只讲小故事：丈夫有了外遇，而且是在妻子快要替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堂而皇之地有了外遇。该拿他怎么办？或者说，该拿自己怎么办？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当然不是小说的责任，它只告诉你：你大可以安慰自己，感情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你也大可以好离好散无怨无悔再见亦是朋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像歌里经常唱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但你也绝对有权利愤怒，他用侮慢轻而易举地就把你的自尊与信任像纸皮核桃那样捏得粉碎、捏出响声来，你为什么还要放弃愤怒的权利？
愤怒到了极点，总是要喷薄而出的。《心痛》里那个叫瑞雪儿的妻子，一个成功的烹饪书作家，初时是怎么也不能相信丈夫居然可以离开她做的秘制色拉酱一个人过的。丈夫马克是个专栏作家，参议院里的那点猫腻一直是他的笔下快意恩仇的好材料，自然深谙兵不血刃的道理。他就那样冷冷地、宽宏大量地看着她，看她哭得一天一地，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勇士坦然面对一头发疯的公牛。他可怜她的无助，他原谅她的任性，总而言之，他不跟她一般见识。他说，走吧，我们回家，你还怀着孩子嘛；可他不说我离开那个女人，仿佛回家是一种恩赐，回家只是因为她怀着孩子。怒火就是在这时候燃烧起来的，瑞雪儿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在喊：
—我还爱你，我这么想。可要我坐在这里，琢磨怎么让你再来爱我，还不如让我死了痛快。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多花五分钟去翻你的抽屉，猜想你去哪儿了，等着再一次的不忠袭来，担心自己饱经沧桑满是剖腹产疤痕的可怜巴巴的中年女人的身体还会不会引起你的兴趣。自哀自怜我受不了。坐在这儿让满腔怒火触到自己的痛处，然后再化成眼泪流出来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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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如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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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就在我的眼前，我看了它一眼，它突然抖动起来。这会儿他们正在谈国务院的事呢。要是我冲他扔了这块馅饼，我对自己这么说，他就再也不爱我了。我被这个念头击中了：他不爱我。这个想法擦亮了我的双眼：整件事情的症结就在这里。他疯不疯无关紧要。我清不清白内不内疚无关紧要。他不爱我，除了这点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要是我冲他扔了这块馅饼，他就再也不爱我了。可他本来也不爱我啊。所以，我要想扔就扔吧。
馅饼就这样扔了出去。大部分落在马克的右脸，扔得很准。胡子、鼻子和睫毛全粘上了奶油和酸橙馅，有几块馅饼皮掉在了他的外衣上。说时迟，那时快，扔的人豁然开朗，被扔的惊诧莫名，读的人痛快淋漓。
想起早年看过的另一部美国电影《罗斯夫妇的战争》，饱蘸了青紫而至浓黑的色调，把夫妻之间由爱转恨的过程，渲染得阴郁而绝望。影片结尾，更是极尽夸张，男女主角同归于尽，临终，丈夫说我们和解吧，妻子说，不，决不。妻子那张狰狞的脸，现在闭上眼睛想起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凉意还是会从牙齿根里渗出来。
相似的情绪，到了爱弗朗笔下，消解了大半的强度，浓度却未曾稀释半分，即便如此，也全然是另一种口味了。我更喜欢这种有节制的铺陈，也更喜欢读瑞雪儿家常味浓重、节奏感十足的语无伦次，那绝对是女人才说得出、女人才听得懂的语言。就好比只有拉拉杂杂地牵扯出一大段柔韧绵长的cheese，才算是吃到了好pizza。女人的愤怒和快乐一样，琐碎，却也浅近。愈是如此，心痛便埋得愈深。爱弗朗的小说，一如她的电影，最可激赏的地方，就是她从未站在一个俯视的位置，用既有的（毋宁说是男权话语的）主流意识去设计角色的反应——在她的作品里，女人只说女人想说的话，当她想把馅饼扔过去的时候，她就扔了。穷尽全篇，无论是人物、作者还是读者，不都是在等着这一扔吗？高潮的降临，既属意外的惊喜，又契合意料之中的逻辑关系。如果为这段压轴好戏配乐，我一定会选那个像女巫一样的加拿大歌星AlanisMorisette在96年Grammy大获全胜的唱片《破碎的小药丸》——馅饼扔出去的一刹那，耳边就该响起她掺和着30％哭腔、70％嘲讽的嘶喊才完满：
“……每次你喊她的名字，
你有没有告诉过她，你曾许诺爱我到死？
爱我到死？看看你现在，倒活得挺踏实！”
八十年代《心痛》刚问世的时候，很是鼓噪了一阵子。彼时爱弗朗在电影界只是小有名气，与后来screenwritinglegend的盛誉还相去甚远，细究起来，《心痛》的走红多半还是拜其中影射成分所赐。
影射还是一句客气话。小说的关键情节毋宁说是作者现实生活的翻版。书里那个“跟百叶窗做爱都能胜任”的丈夫马克，活脱脱就是爱弗朗的第二任丈夫卡尔·伯恩斯坦的真实写照。
这个伯恩斯坦也不是个等闲人物。设若把尼克松的政治生涯比作一本书，伯恩斯坦和另一根笔杆子鲍勃·伍德沃德的名字一定要留在扉页上。正是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名记，在1972年6月19日发表了揭水门事件老底的独家报道，就此把尼克松赶下台。1976年好莱坞把这段轶事搬上大银幕，名曰《总统班底》，出演伯恩斯坦的是达斯汀·霍夫曼。
一切的一切，无论是表层还是内核，似乎都与小说情节严丝合缝：爱弗朗与伯恩斯坦也有两个儿子，在怀次子马克斯将近七个月的时候，伯恩斯坦的外遇给了爱弗朗当头一闷棍，最直接的后果，是小马克斯成了早产儿。至于书里提到的瑞雪儿那位爱仓鼠甚于爱女人的第一任丈夫是否影射爱弗朗的原配——作家丹·格林伯格，就无从考证了。
当年的一片哗然可想而知：全美国最善于挖掘隐私的无冕之王后院起火，但凡有点好奇心的，都愿意睁大眼睛看个究竟。爱弗朗的那枝笔，是断不肯饶人的，依照她小说里的情节，甚至伯恩斯坦（马克）许多写专栏的材料，都是直接从妻子那里批发来的。一代名记就此斯文扫地。
爱弗朗早年也曾是一名资深记者，炮制绵里藏针的随笔更是一绝。许多评论家指责她的小说过于“随笔化”，我总疑心这或许正是因为她的随笔实在是太过街知巷闻了。她在1975年出版的文集《沙拉也疯狂》（CrazySalad）久印不衰，被奉为70年代女权运动的经典文本。“如果我有一对丰满的乳房，我绝对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这样一句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话却被当时的女人读出了别样的深意，也几乎成了爱弗朗本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标签。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爱弗朗已脱不开为女人代言的干系，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冷嘲热讽的机会（依照爱弗朗本人的说法，为了让自己的随笔不受字数的限制，她写小说；为了不让自己的小说为镜头所篡改，她又学着干编剧、导演……总之，你别想封上她那张嘴）——即便是读她的小说，最让你（当然，假设你是个女人）贴心润肺的还是这样的句子：
-你可以强打起精神，和七位与你一样婚姻不幸的女人每周谈一次奶酪。你还可以和你的丈夫坐下来，拟出一张家务活清单，重新分配任务。成千上万个家庭这么做了，结果成千上万个丈夫同意擦桌子。他们擦完桌子以后东张西望，好像等着谁给他们颁奖。他们擦完桌子以后，希望问题从此消失。问题是消失了。女权运动消失了。他们的太太也跟着消失。太太走出家门，终于赢得了自由，并且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她们是在买家市场做卖家，她们发现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主要业绩，只是实行了AA制。
—有时候，我相信爱情会枯萎，希望会永存。有时候，我相信希望会枯萎，爱情会永存。有时候，我相信性加上内疚等于爱情，有时候又相信性加上内疚等于完美的性。有时候，我相信爱情自然如潮水，有时候又相信爱情只是一种意志。有时候，我相信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善于爱，有时候又相信每个人都在装腔作势。有时候，我相信爱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我又相信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穷尽一生去寻找它。
即使到了如此大彻大悟的境界，一旦直面爱人的背叛，照样从头到脚，没有一寸不痛到麻木。我以为，爱弗朗的可爱，倒恰恰在于不惮挥霍小女子的这一腔怒气、满腹酸水，也不要那中看不中用的大将风度，横竖闹出来干净。就像她96年在母校威斯利女子学院作的讲演，向台下无数双满怀钦敬的耳朵大声疾呼：“不管你们选择干什么，不管你们会走怎样的路，我只希望，你们不要选择成为一名‘淑女’。”言辞恳切，尽管有那么一点张牙舞爪的意思。
瑞雪儿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注：那时候，馅饼已经扔出去了），给大儿子山姆做了法式烤面包，然后去医院问儿科大夫，新生的纳撒尼尔出院的第二天能不能去纽约，大夫说可以坐火车。于是，瑞雪儿给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在找到住处之前要先在他那儿蹭上几个礼拜。然后，瑞雪儿回家做最后一顿晚饭，顺便教会马克做那道秘制色拉酱。
躺在床上，瑞雪儿想起当年怀山姆那阵子，马克每天早晚都要给她唱一首叫《矮牵牛花》的歌，从来没唱准过拍子，但每一次都让她有一种安全感。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爱我。我总想把歌词记下来，因为它又傻又好笑；但我始终没有动笔。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能记得那种感觉，但歌词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淡忘过去，不能算是最坏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