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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越开战。3月底，我与班上两位同学随铁道兵文工团南下广西劳军，演员表演，我们给军人画像。其时战事已近尾声，除了公路上源源撤回的军车给南国的春雨红土溅得满，车泥浆，不见丝毫战争的惨状。那天吃过午饭，我们所在的营盘有小兵引进一对自称从长沙赶来的中年夫妇，领到连长面前，那母亲，也就是天下所有母亲的样子吧，父亲的模样是在地方干部与厂矿职工之间。两位里巷平民忽然，出现在兵营，十分触目，他们环顾众人，羞惭惶惑，然而涎脸笑着，轮番解释来意，说是孩子一个多月没给家写信了，不放心，特地赶来问问看。
我想在场的人谁都明白了——父母又何尝不明白，只是人对死的消息总不肯当即死心吧——士兵各自走避，又渐渐围拢，显然他们是那“孩子”生前熟稔的战友；勤务兵端茶递水，就是不敢正眼看那对夫妇。连长到底岁数大些，又是领导，他给那父亲递过烟，点上，挺自然地强笑着，用，一种混杂部队官腔和地方家常话的语调寒暄着。
其时我正给战士画像。待我歇手，周围一片静默。那父亲看着地亩，沉吟着，抖着腿，很有姿势地举着烟，相当镇定。不知他真是位干部呢，还是职工，中国的职工的举止，常在模仿干部，很像干部的。
终于，我第一次当场听到——而不是在电影里看到——有位真的军人真的说出我们从小听熟的词句。和电影里不同的是，连长并没有紧握对方的手，做出无限沉痛的表情，他只是绷着脸，低眉瞥视手上的烟，缓缓地，掸一下烟灰，说一段句子：
事情是这样子，你们的孩子，某某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
原句似乎还长一点，夹着“我非常沉痛地代表”、“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等等修饰词。接着是交代阵亡的时间、地点、战役，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但我盯着那对夫妇，没在意听。
母亲埋下头去，哽噎呜咽：没有大哭，更没放声嚎啕，用文字形容，即叫做“饮泣”的那种哭法，一个女人随便为了什么事都会哭得比她那会儿更剧烈，更伤痛。
我清楚记得的是那位父亲的侧面；他停止抖腿，专心倾听。听得“牺牲”二字，他的神色并没有出现异状，继续专注倾听，既像是一名下属听取上级报告，又像百姓面对首长时的那么一种恭敬而凛然。假如不是孩子的阵亡，他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被接见，由一位部队首长亲口对他说出“光荣”与“牺牲”这几个字：这聆听亲子的噩耗本身，就是一份做人的光荣啊。
他就这么听着，神情郑重、通达，像一位干部在个别接见中倾听内部机要传达时那样，在每一逗号句号处稳重地点头，目不转睛看着连长。可我发现他其实没在听。一个人不是常会极专注地倾听，凝视对方，又完全不在听么。在听到儿子的姓名和“光荣牺牲”之后，大约半分钟，他照样将烟卷凑到嘴上吸，甚至安详地吐出烟来。仅有一刹那，猛地，他的颜面颈脖涨得通红，顷刻泛紫，泪光油亮涌溢眼眶，太阳穴暴起亮晶晶的粗血管，那大脸盘即刻就会爆炸似的。可是他端坐倾听的身姿居然完好保持着，只是腿又开始抖动，速度加快。
就像小说上写的那样，我的心“紧缩起来”：悲恸要发作了!我想——只见他使劲眨眼，同时，如内地的男人们在重要场合关键时刻将要表态的一瞬，用力咳呛，像是真的在清喉咙，喉节猛烈地吞咽，总之，他迅速恢复了革命镇定，紫涨、泪光、暴爽的血管，渐次消退，腿的抖动转成徐缓的晃悠……他的手旋即被塞上另一支烟，又被换了一杯添上热水的茶。
我就开始画速写。
孩子十八岁，半年前入伍，入伍前夕，特意为家里做了一百多只煤饼。这是后来旁的士兵告诉我们的，他们在连长宣布死亡后团团围拢那对夫妇，有位清秀的小兵说他也是长沙人，他竟伸手抚摸母亲的肩背和肥胖的膀子，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反复复念着我们从小在电影里听熟的话，郑重而诚恳，但也没有电影角色那套标准的悲痛相，倒很像喃喃地朗诵台词，不善做戏的群众演员：
别难过，妈妈，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吧，真的!真的!
如同未经排练的合唱与重唱，有点错落，有点整齐，别的士兵用各种嗓音和方言依次应声：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入夜，操场上播放老电影《刘三姐》。军人整队唱歌排排坐定，等候多时的当地村民赤着脚蜂拥进场，在混乱中，我一眼看见那对夫妇，他俩被另一群更高层、更稳重，而且个个粗壮发胖的老首长前后簇拥着，在第一排正中坐下。那位父亲，显然刚吃过晚饭，显然头一次被这么多高级首长奉为主宾，他笑得那么恳切，兴奋，激昂，抢着掏自己的烟，和左右两位首长用手臂来回推挡僵持，像在掰腕子；那位母亲夹在当中，不搭话，呆着，看定黑暗中的什么地方，眼神凝聚而涣散。电影开映了，刘三姐，眉目飞扬活色生香，一曲一曲唱，全场军民浪涛般一波波跟着唱，叫喊，鼓掌，哗笑。我几次扭头望过去，那母亲的眼睛仍然无焦距地向前直视，根本不在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头上车，强烈的车灯光照亮路边已经发动引擎的首长的吉普，我又看见那对夫妇，丈夫在车门口同诸位首长握手又握手，奋力点头，后脑勺上下晃荡，妻子先已坐进前车座位，依然直视着，在电影放映前后近两个小时里我几次斜看：她始终维持着她的无焦距的直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