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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个笑话暖场：
有一个蛮横的政客特别不受民众的欢迎，为了论述方便，我就用萨达姆作为主人公吧。两人见面，A问B：“你对萨达姆有什么看法？”B说：“这里是闹市区，人太多了，换个地方我跟你说。”到了另一个地方，B欲言又止，指着远处的几个人，暗示仍然不太安全。来到第三地，B一再张望，确定没有任何第三人之后，小声对A说：“其实，我挺喜欢萨达姆的……”
导演本·刘易思(Ben Lewis)在最近的一期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发表的文章《铁锤与胳肢窝》(Hammer and Tickle)，介绍他拍摄的同名电影正在纽约的翠贝卡电影节上映。电影我还没有找来看，不过文章本身就相当有意思，讲了一个又一个的笑话，上面的笑话就出自其中。
人类的创造力在严酷的环境之中，凭借着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挽救自己的尊严，就算是被铁锤打得遍体鳞伤，也仍然要顽强地挠别人的胳肢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成为耻辱，黑色幽默才是正当的抒情。其实，刘易思的电影是建立在几个笑话集的基础上------编者从人类最为悲惨的时间段与最不幸的族群当中，搜集到了幽默指数最高的作品。
上帝为了补偿痛苦的人，会额外赐给他们幽默感。犹太人最喜欢这句话，他们被视为进化出了特有黑色幽默基因，一些相当具有表现力的样式，可能就是他们独创的。比如要表达对某事物的深恶痛绝，他们用这样的热情进行反讽（这里拿《无极》来说事，本土化一下）：一非犹太人与一犹太人聊天，前者问后者：“你在忙什么？”“我向美国市场推销《无极》呢。”“你哥哥在做什么？”“他在法国推销《无极》。”“你姐姐在做什么？”“她在南美洲推销《无极》。”“那你弟弟在做什么？”“他回以色列了。”“哦，他在那儿推销《无极》，是吧？”“你疯了吗？他怎么会在自己的祖国干这种事！”
卡尔维诺说过世界上有轻逸的文本，我想他指的可能就是笑话。它没有名利之累，所有的笑话都没有作者，不收版税；它没有叙事之繁重，它不能超过两百字，保证十五秒之内转述完毕；而它的功用是负责排放出灵魂的过重悲伤。笑话产生不了伟大的变革力量，但是他保持了人内心的活力，让人从不放弃向巨人眉心扔石头的尝试。
本·刘易思得出的结论是，这可以解释那些不可一世的恶势力奇迹般倒塌的原因。
捧了一下犹太人，不得不棒打一下德国人，从反面来证明，缺乏幽默感容易受蛊惑。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赢得了空前欢迎，以理性思维见长的国度，即使拥有哲学史上一半人物，仍然全民狂热，坚信希特勒给他们描绘的完美未来------这种混凝土似的信仰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精神分裂族群，保持着优雅品位的德国人安静地欣赏贝多芬渴求人类大同的《合唱》，而音乐厅的屋顶却无声地洒下了细碎的烟尘------从集中营焚尸炉飘来；他们没有看到其中的荒谬，反而认为理所当然。
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却始终要面对一群乌合之众，这个爱好写作的文青法西斯（墨索里尼是记者出身）除了强迫意大利人不停买他的作品之外，并不能像希特勒一样，训练出具有可怕杀伤力的战争机器。历史学家波斯沃斯(R.J.B. Bosworth)的最新作品《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15－1945，法西斯独裁之下的生活》（MUSSOLIN'S ITALY Life under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1915－1945），就想厘清这个谜团。
意大利是足球强国，他们在1934年和1938年两夺世界杯冠军，意大利式防卫是相当独到的足球技术，它要求天分与纪律兼备，平衡个人灵性与团队合作------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强大军队的构成要素。意大利的军队却如童子军一般幼稚，1940年，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意大利防空部队的第一桩功绩是打下一架自己的飞机！无厘头到了极点。
波斯沃斯发现，意大利人不太把政治当回事（近来贝卢斯科尼的大嘴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当个好人，坐着聊天，向经过的姑娘吹一声口哨，反而更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意大利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心思放在墨索里尼的教导上面，就算他写了44卷“巨着”（比任何一个专栏作家都勤快），事无巨细地规训他的子民，意大利人还是笑嘻嘻地相信“暖洋洋的家庭与人情”是世界的基石。墨索里尼，就像一柄孤独的法西斯铁锤，意大利人，全在彼此挠胳肢窝，像一团团轻浮的棉花，锻造不成武器。
快乐及日常的幸福感，使法西斯的实线成为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