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是如何潇洒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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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拜的人是鲁迅先生。这倒并不是因为自己正学着写杂文,而先生的杂文被公认为是写得最好的,于是就爱屋及乌地崇拜开了。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的一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我的崇拜理由,“鲁迅虽然一生不那么顺,但活得却像个人样子。人就这么一生,窝窝囊囊的,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明明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却还是不说,专捡那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但能讨人喜欢的假话大话说。我喜欢鲁迅,就喜欢他说的不是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欢心的话。”

鲁迅当年是如何潇洒生活的

能活得像个人样子,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我崇拜鲁迅先生的理由。也许有人说,你的这个崇拜也太小儿科了,太缺乏远大理想了,这种说法没错,但不管怎样,我就是想像鲁迅先生那样地生活。

鲁迅先生做过官,从1912年到1926年,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十四年之久,官居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实际上就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相当于四等或五等文官)。在任上,先生励精图治,曾经受命设计过国徽,领导和参加过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的建设,亲自参与了汉字注音字母的确定。尽管先生才华卓着,能力突出,工作出色,但先生不愿与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恶势力合作,还公然反对当时的主旋律“尊孔读经”,以致被领导看作了“刺头”,所以官职只能原地踏步;后来由于写作抨击黑暗现实的杂文,被列入当局的“黑名单”,仕途随之走到了尽头。在当官的同时,先生还在好几所大学里教过书,但学校能给他幸福的生活吗?他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复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鲁迅先生不愿在金钱之下呼吸,不愿过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苦生活,只好把从事教育的神圣工作失望地放下。官不当了,书也不教了,鲁迅先生最后就到了上海,成了一个住在半租界里的自由的文化战士,靠着自己的一枝如椽巨笔,先生赚取了丰厚的稿酬,过上了优裕的生活。

先生居然敢丢掉有优厚待遇的固定工作,去做一个不被人们看好的自由撰稿人,这种卓然不群率性而为的风度,让我们这些后辈敬佩不已。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文化战士,他的战斗是非常成功的,这得力于先生采取了一种“斗智不斗力”的高明策略。鲁迅反对那种动辄叫人流血牺牲的革命,他说过,“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当然,先生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肯做无谓的牺牲,不但先生自己是如此,而且也不同意青年学生反复地、激烈地,去向反动政府请愿。先生曾经动情地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先生的这种战斗智慧,就是他所说的“壕堑战”,也即平常我们常说的“韧的战斗”。为了进行长期的战斗,先生经常换笔名。根据现有的考证,先生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

鲁迅先生虽然是一个战士,但他懂得休闲,懂得放松,懂得享受生活,先生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这点尤其让我佩服。先生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在其生活条件保证下,对于能够享受到的东西,他都尽情地去享受。他吃好的喝好的,不但抽烟,还爱看电影。看电影成了鲁迅的一大爱好、一大休闲。曹聚仁在其《鲁迅评传》里写道:“许广平说鲁迅爱看电影,……这是他的精神休息。他要坐楼座,付最高的票价,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他不一定选择好的片子,几乎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看;也爱看五彩卡通片,他就和海婴一样的开心。”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先生还爱坐汽车兜风。在上世纪30年代,汽车还不普及,坐汽车是高消费,一般人消费不起,而先生没事就爱带着孩子、爱人,坐汽车兜上一圈。先生没有做守财奴,没有选择一些作家常常过的苦行僧生活,而是奉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撙空对月”的生活哲学,在不长的生命岁月里,把生命之歌唱得嘹亮激越,让我等后生小辈听得如痴如醉不胜神往。

人生苦短,有鲁迅先生做我的榜样,如果能像先生那样地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多姿多彩。此生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图片引用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