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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状况分析(3)
教育储蓄可以免除20%的利息税，利率是实打实的；而教育理财产品收益则不能免交利息税。
l教育贷款
我国的教育贷款分为国家助学贷款和商业性教育贷款两种。
2004年秋季，新的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开始在全国普通高校中全面实施。新规定改变了以前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开始偿还本金、4年内还清的规定，实行借款学生毕业后视其就业情况，在1至2年内开始还贷、6年内还清的做法。
另外，如果借款学生毕业后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服务期达到一定年限后，经过批准可以用奖学金方式代偿贷款本息。
新规定改变了国家助学贷款的财政贴息方式。以前在整个贷款合同期间，国家对学生贷款利息给予50％的财政补助，新规定实行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全部自付的办法，借款学生毕业后开始计付利息。如果借款学生继续攻读学位，向经办银行提供继续攻读学位的书面证明，财政部门继续按在校学生的待遇实施贴息。
普通高校每年的借款总额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含高职学生）、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的比例、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借款学生毕业时，学校在组织学生与经办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后，才为借款学生办理毕业手续，并将其贷款情况载入学生个人档案。学校还必须积极配合经办银行催收贷款，负责在1年内向经办银行提供借款学生第一次就业时的有效联系地址；学生没有就业的，提供其家庭的有效联系地址。
在享受政策优惠的同时，借款学生将受到更为严格的还款约束：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借款学生，其姓名及公民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违约行为等按隶属关系被提供给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管理中心将违约借款学生的名单在新闻媒体及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学历查询系统网站公布，经办银行将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商业性教育贷款的申请对象包括：就读于国内中等、高等及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本地学生或学生父母、配偶和其他监护人；就读于银行指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外省市户籍学生；参加银行个人教育储蓄的存款人。
商业性教育贷款可用于支付银行指定学校的学费、杂费、生活费、住宿费、社会实践费等，贷款累计总额最高可达1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根据学习年限而定,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贷款利率按1年期的贷款利率执行。5万元以下可采用保证方式，保证人是有足够代偿能力的法人、自然人。
贷款的还款方式采取分期还款方式，借款人可选择等额本息还款法或等额本金还款法。
l教育保险
孩子从出生到十四、五岁都有资格投保教育保险，然后从上中学开始，保险公司分阶段给付现金。教育保险的计划性强，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安排保险，用倒推法来选择保险品种和保额，教育保险有强制储蓄的作用。另外，投保人如果在保险期内发生重大意外，可以免交以后各期保费，被投保人到期仍可得到保险公司足额的保险利益。
目前，国内各大保险公司纷纷推出教育保险，从产品功能看，除储蓄的作用以外，还有保障、分红和投资等方面的功能。
比如，某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教育两全保险”，不但具有分红性质，同时也兼备保障功能。每年保费3705元，当孩子到18—21周岁时，可按保额的30%领取大学教育金，孩子25周岁时，可按保额的50%领取子女创业金。
有的教育保险可以把现金给付的年限提前到初中。如父亲30岁，孩子0岁，投保10万元保额，年交保费8900元，那么孩子在12周岁时领取初中教育金1万元；15周岁领取高中教育金1.5万元；18周岁可领取大学教育金2.5万元；25周岁再领取创业基金5万元。
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少儿保险还有连生险的性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因意外伤害、疾病身故或全残，保险公司会每年向子女给付保险金直至25岁。父母出现意外保费全免而保险责任依然存在，父母的责任得到延续，少儿的权益得到了永久保障。
l股票和股票型基金
自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起，股票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股票大致分为社会公众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以及我国境内企业在香港发行交易的H股。
投资股票有两种获利途径，分红与买卖差价。两种获利方式可任选其一，也可以两种方式并用。股票的风险在于，分红多少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好坏，利大多分，利小少分；公司亏损红利一分没有，公司破产连本金都可能血本无归，A股市场很多PT、*ST公司退市就属于这种情况。股票还有买卖风险，尽管所有的投资者都希望高抛低吸，然而事实上高买低卖、套牢割肉的占绝大多数。总之，与债券保本保息不同，股票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它在个人的资产配置中属于风险类资产。严格控制风险类资产数量，才能做到盈利为个人理财锦上添花，亏损对个人资产不伤及根本。
四、资产状况分析(4)
对于有资金没时间的工薪一族，如果感到自己没有时间跟踪股票行情，也不具备分析、把握行情走势的能力，还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型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股票市场。投资基金就是把众人手中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依据众人亏损共担、利润共享的原则，交给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专家投资股票市场。有专家替你投资，并时刻照看着股票的价格变化，就不需要你再花时间在股票市场上追进杀出，只要等半年或年底享受基金分红即可。投资股票型基金，应当给基金管理者一定的时间，中长期持有才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切忌频繁进出。
l固定收益产品
固定收益产品是指投资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固定的收益，并预先知道取得收益的数量和时间的产品。与股票不同的是，固定收益产品基本上到期都会把本金偿还给投资人，本金的偿还并不随着产品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好坏而变动，因而固定收益产品的本金是有保障的。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通常以利息的形式来体现，有的一年计一次利息，有的半年就分一次息。由于固定收益产品本金与收益都有保证，因此在个人的资产配置中往往占有很大的比例，是个人资产增值保值的基础。
目前，我们能够参与投资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大致有：国债、企业债、企业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回购、货币市场基金、证券公司的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和银行的理财型产品等。国债、企业债、可转债、回购通过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的账户即可交易；企业短期融资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个人投资者无法直接参与，但可以通过购买中短期债券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而银行则是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发售场所；此外，证券公司是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的唯一供应者。
由于固定收益产品的本金和收益不仅有保障，而且取回本金和收益的数量和时间能够预先知道，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理财工具。有的固定收益产品因期限较长，可以在交易所流通，形成买卖差价，于是就有投资者希望博取这类差价。而笔者认为，投资固定收益品种应当以获取固定利息为目标，博取买卖差价使固定收益投资变成了风险投资，有违固定收益投资的基本目的。
五 关于理财规划和教育理财的建议(1)
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高额的教育费用“49万养活一个孩子”的社科院调研报告发表后，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有惊叹孩子花费如此之高的；有担心49万怎么能筹集到的；还有咒骂报告的作者数据不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为自我扬名而刻意炒做。但是，孩子的抚养费用自改革开放二十七年来逐步增加，数字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教育抚养费用的支出是细水长流，不像购买房子和大件家用电器那样，一笔支出数目巨大、触目惊心。正所谓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将平时点点滴滴扑在孩子身上的钱总计起来，49万并不是什么大的数字，有的甚至更高。
49万元抚养一个孩子，除了家财万贯的阔老，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对此等闲视之。49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即便是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也有近一半的人月收入才3000元，夫妻俩人亦不过6000元。这种年收入72000元的家庭，哪怕全家不吃不喝也要7年才能积攒起49万；如果每月只能存下3000元，那么时间就得翻一倍需要14年。一个男人一生有三件大事：结婚生子、购房置业、抚养后代。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十几年才能解决，那么从参加工作开始到退休的38年里，也只能解决三件事情中的二件半，而且全家人每天只能维持最节省的生活水平，从来不敢享受生活，也没有机会享受生活，就是这样还是没有完成家庭责任。
不娶妻生子不行，不买房住马路不行，生了子不养不教不行。一方面是收入有限，完成三件大事明显存在着资金差距，另一方面作为正常家庭三件大事又必须完成，这对矛盾该如何解决呢？解决的途径有两条，要么降低结婚开支、放弃中心地段缩小购房面积、缩短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如果这一条途径不可能，那么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通过理财增加收入，弥补资金缺口”。
只有理财才能解决高额的教育费用过去认为理财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没钱没有什么可以理的，所以穷人不需要理财。我们应该认识到：时至今日理财已经不是富人专有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筹集结婚、筑屋、教育资金的手段，理财正在走进寻常百姓人家。笔者一直有一个观点：富人理财是锦上添花，穷人没财想有财，所以比富人更加需要理财；富人有财才想到理财，不经意间又得财，穷人没财认为不用理财，所以永远没有财。理财与不理财，其实大不相同。
单举一个例子，在笔者做过的众多理财规划中，发现许多人拿到工资奖金后一直放在银行卡里，只有在使用时才取出。银行卡里的资金是按照活期利率0.576%（已扣除利息税）计息的，比如把10万元一直放在卡中，一年的活期利息是576元。如果将10万元事先取出存为一年定期，按照1.8%（已扣除利息税）的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为1800元，两者相差1224元。一年差1224元，十年就是12240元，二十年就是24480元。假设10万元购买20年期的国债，按年利率4%（国债无利息税）计息一年可得4000元，与活期利息相差3424元，20年相差68480元。再假设这10万元投资的是企业债、股票、房产，不知还要相差多少？理财规划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手上应该留多少现金？其余资金如何提高使用效率？”解决得好，就可以白白送你68480元甚至更多。与一家人勒紧裤带省下几个死钱相比，理财轻轻松松地帮助你解决三件大事，又不影响你的生活水平。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多跑一次银行，从银行卡中取出活期存款，办一个手续变为定期存款或者国债。
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由过去的农业和制造业分别占主体、制造业与金融业平分秋色的年代彻底进入金融占主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天都和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发生关系。中国老百姓随着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用短短的二十几年就跨越了储蓄期、投资期，直接迈向理财时代。没有教育理财，不可能支付抚养孩子的高昂费用；没有理财规划，不可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没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单纯依靠家庭成员的收入，不可能享有财务自由的富裕生活。进行理财规划，就是获得财务自由新生活的开始。
应当确立切实可行的理财目标在进行理财规划之前，我们必须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理财目标。笔者经常碰到客户提出这样的理财目标：“你们是理财师，一定非常有本事。我有几万元，能不能帮我理成一个百万富翁？”如果理财师有点石成金、一万变一百万的本事，也就不用通过帮别人进行理财规划赚钱，只要每天自己替自己理就可以发财了。现在有很多提供股评服务的投资咨询公司，标榜自己公司的分析师本事如何了得，所推荐的股票不是跑出“黑马”就是“疯牛”；涨停不稀奇，一年利润翻番或者几倍也是常有的事。然而，事实上客户听信推荐，买了就套，一割再割，大户变中户，中户变散户，然后上法院打官司的数不胜数。那些分析师不仅没能像神一样地预测未来，反而背上了“歪嘴”、“黑股评”的骂名。人本来就不是神，但总有人想做神；总有人千方百计要找神来膜拜。学过一点市场分析的人，自以为能像神一样地预测未来，高抛低吸，赚得钵满盆满；不懂预测的人希望能够找到“股神”，认为跟着“股神”操作就能发财。有造神与拜神的市场需求，才会有“黑股评”的存在。
五 关于理财规划和教育理财的建议(2)
与一心想做神、标榜自己如神一样准确的股评家不同，理财师是人不是神！理财师非常清楚地知道“预言未来是神的事情”，自己是人因而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作为人，理财师的职责就是认真仔细地分析客户面临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市场中，经过比较研究相机挑选出就当前来讲最好的产品。理财师还会仔细地研究历史，概括出市场盛衰转换阶段规律性的特征，以便在历史重演时提示客户市场盛极而衰的风险。
正因为理财师是人，理财规划是由人进行的工作，所以不可能达到不切实际的目标。有几万元要让理财师“理”成百万富翁；希望交一点小钱作保险费，然后孩子毕业后万一找不到工作，届时每月可以到保险公司领取固定“工资”；或者交一点人寿险，既可以供自己养老，还希望让保险公司给孩子发点现金，以便孩子不要来“啃老”。这类非份之想不是什么理财目标，而是对理财师的无理要求。理财师是在市场已有的产品中找寻最好的产品，不可能自己发明产品；只有买卖双方“双赢”的金融产品才可能存在，那种利益一边倒的金融产品，恐怕只有奢求者自己发明自己享用了。
心理承受力决定资产配置，导致理财方式的区别有了切合实际的理财目标，再通过心理测试知晓自己的理财心理承受能力后，才能进行理财规划。笔者认为，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恩曼的最大贡献在于，纠正了过去传统经济学家用逻辑来推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人之经济行为的做法，揭示了人的心理因素影响人的经济行为这一奥秘。他的研究更加符合人经济行为的实际，更加合理地解释了人为什么总是做出“高买低卖”这种愚蠢的举动。
丹尼尔·卡恩曼把我们从“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人人都是一样的”这种误区中拯救出来，告诉我们“平等是指人人机会均等。而人的性格不同导致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因此人们在投资能力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正因为这种由于心理承受力不同导致的投资能力不平等，才使每个人对投资中风险的承受度截然不同，风险承受度的差异又决定了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与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配置不同。
理财师利用心理测试了解客户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不同风险的资产配置投资组合，正是为了使组合的风险与客户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匹配，避免客户在过重的风险压力下做出保守的错误抉择，而在过轻的风险压力下做出轻率的莽撞之举。
每个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决定了资产配置中风险与非风险资产比例与他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个人理财方式的区别。因此，我们经常说：收入不同，开支不同，理财不同；收入相同，开支相同，理财也不同。这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差异所引起的。
只有理财师才能帮助你进行理财规划。中国人凡事讲究亲力亲为，笔者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人勤劳，好奇心强，肯钻研。笔者曾亲耳听到散户大厅里的老太太分析行情旁征博引、头头是道，丝毫不比股评家逊色。至于民间中的投资高手，更是藏龙卧虎、深不可测。二是中国的法制环境差，中国人通过法律维权的代价太大，由于害怕被别人欺骗不得不亲力亲为。
但是毕竟术业有专攻，理财规划涉及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财务分析、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外汇、黄金、房产等等。一个人既是宏观经济专家，又是财务分析专家，又要做股票投资高手，还要能够会债券、保险、外汇、黄金、房产分析，像这样的全才大概不太会有，即便有大概也是个“半吊子”。这就好比一名医生既是脑科专家、又是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甚至还是牙科大夫，这样的医生叫“赤脚医生”。如果要学习理财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金融产品与市场，估计到样样精通正好退休。实际上即便是金融从业人员也只能精通其中的一个领域，做股票的总嫌债券利润太低，做固定收益的把做股票的看作赌徒，喜欢研究房产和租金的对证券毫无兴趣，精通保险的没有几个搞得清利率和汇率的差别。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凯汇理财在设计理财规划制作流程的时候，特意招聘了各个金融领域的专才，以流水作业的形式参与理财规划的制作过程。
研究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产品创新和市场变化速度之快一日千里。有时笔者出差几天没有时间看报，回来后已觉落伍，不敢轻易评论市场和产品，非要补上前几日的“缺课”才敢有所言论。
目前，虽然有的教育机构专门设有理财培训课程，学会理财的概念、大致了解理财规划的内容和原理是有可能的，但是普通人要做到像理财师那样专业、精通业务，一般不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更何况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在主业之外还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关心各个金融产品和市场的最新进展，精力上根本不允许。
然而，理财规划牵涉到人的金钱和财产，是在金融战场上的博弈，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规划略有疏漏、产品稍有投向错误，马上会带来金钱上的损失。因此，寻求理财师的帮助，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理财规划和教育理财，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明智之举。衷心希望各位与理财师为友，运用理财规划原理，做好教育理财，从容应对高额的教育费用，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材，构建拥有财务自由的美满与幸福家庭！
附(1)
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安琪
内容提要： 本研究使用经验研究资料对孩子经济成本和效用的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全面描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对孩子经济成本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一、项目意义
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Leibenstein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ecker的学说，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作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家庭生育行为也是在比较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抉择，其依据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就不再安排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就决定生育下一个孩子；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是否生育下一个孩子就取决于随机因素。
国内对孩子成本和效用专题的经验研究不多，其中大样本研究的仅有几个（冯立天等，1987；田雪原，1995；叶文振，1998）。这些研究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了基本描述和分析，但也或多或少存在如下缺陷：（1）对孩子成本估算的终止年龄定为16周岁不符合国情，因子女上高中、大学的费用也大多依赖父母，而且众多父母还要支付子女16岁以上未就业子女的生活、恋爱直至子女的结婚费用；（2）入户访问只对母亲进行调查，在分析孩子成本和收益时，只估算了生养孩子对母亲的正负效用，忽视了对父亲的付出及其效用的影响；（3）测量成本和效用的指标体系缺乏完整性和科学性，如经济成本的核算较粗放或采用历史回溯性的资料，估算不够准确或因资料久远而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4）以往的经验研究都是1996年及此前的数据，而近年随着教育、住房、医疗及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发展或减少收 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57.6%；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42.9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12.4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92.6%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93.7%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 046元和10 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 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 573元，占总费用的14.67%（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附(2)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 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 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 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 300元，最低仅1 000元，最高则达20 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 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 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 100元±2 300元，最高达10 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 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万元以上，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着，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支出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项目的差异均较大，概括而言，父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具有如下特征：
2、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
子女教育费在近年猛长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本研究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包括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着下降（见表2）。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可以说增长速度飞快。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着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 600元，而支出6 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 000元以上。不少父母为了子女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不惜花费较高的经济成本，其中也有些父母因竞争激烈、工作繁忙而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全托班，故收费也相应较高。
调查中不少家长较集中地表示了对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收费过高的质疑和担忧。一些被访反映，住宿费由家长负担也就罢了，但现在连水电费也全转嫁给学生，不给水喝，非让买净水；想直接考英语四级还不行，非让学生付费先考三级硬赚钱；不愿意选修的课程，只要付足费，不去上课也可通过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由于上大学的费用十分昂贵，一些下岗、提前退休或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对子女能否接受最好的教育表示忧心忡忡，一些家长述说因自己难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至现在就业困难等。还有些家长及其子女为来上海大学就读的贫困地区的学生鸣不平：“他们真是太苦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钱买菜，仅买个馒头啃”。
3、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
信息化时代的电脑器材/碟片、手机、上网等经济成本是以往的调查未涉及的领域。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讯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 500元，其中手机/电话/上网费最高的达六、七千元。而实际上此项支出还不完全，因为父母给予的零花钱、亲戚朋友给予的压岁钱，也有一部分被孩子用于支付购买音响、电脑耗材或支付手机、上网等费）。按本研究的统计，零花钱和压岁钱两项人均年进账达2 300多元（最高达40 000元）。因此，子女年均用于信息、通讯的家庭支出远超过2 000元。
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保。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 300-2 500元上下。
4、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
中国父母不仅大多全额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结婚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近年社会劳动力的过剩使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子女择业、就业十分困难，一些家长还反映子女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无所事事，不积极设法找工作，单位路远的不愿去，工作辛苦的不想去，靠父母微薄的薪水过日子，令父母叹息不知哪天才可出头。
而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了3-50万的成本。对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个人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而无须父母资助，但仍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附(3)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即使不在读的未婚子女，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了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年均4 000元），加上服装、手机/上网以及零用钱等，每年人均仍要父母支出14 000多元，可见父母经济负担之重。
5、生养孩子到不同阶段的总经济成本惊人
表4显示，在子女各阶段的年抚养成本都在13 000-19 000元，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均经济成本更达27 000元。由于不可能进行追踪调查，我们仅以去年的物价水平和家庭支出来对孩子的总经济成本进行估算。表5反映了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从父母孕育起到不同的阶段，家庭生养一个孩子究竟要花费多少经济成本。
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远高于以往同类研究的估算结果。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倘若将未婚不在读的子女都计入的话（0-30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则将上升到49万元，可以说子女经济成本的增长速度惊人（未含亲朋好友/社会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5-6万费用）。如再加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就更可观了。
孩子养育总成本过高反映了一些家庭的支出结构不合理，除了前述的高额择校、赞助、家教、补课、交通、通讯费外，不少家长不惜重金给孩子购买名牌服装（年最高服装费为15 000元），办盛大满月酒、过豪华生日（最高为28 000元），子女零花钱最高也达12 000元。
家庭支出结构的不合理还反映在子女花费的绝对和相对数均远高于父母。由于大多数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父母在子女身上的花费总是第一位的。根据被访的估算，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在39-52%左右（见表6）。
不少父母自己收入不高，但为了孩子的营养、受教育、过生日乃至出国、结婚，宁愿自己省吃俭用、倾其所囊甚至借钱举债来满足孩子的需求。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夫妻总收入的近7倍（依赖父母累年的积蓄或他人赠送/资助）。
（二）孩子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
对孩子经济成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的性别与总经济成本无显着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庭所支出的费用都差不多。这或许与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且上海父母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意识淡化不无关系。子女年龄越大，父母经济负担越重也表明，孩子接受高学历教育费用的昂贵。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的经济成本无显着相关，这可能与不同阶段子女所需费用相异、而父母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也依然会尽力满足子女所需，设法给予子女最好的成长环境。
父母职业层次和薪金收入越高，抚养子女所花费的经济成本也越大，尤其是年收入对经济成本的影响程度为最大。这或许表明，孩子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支付能力。而亲属的经济支持也推助了孩子的消费水平（见表7）。
四、结论与提议
在全面描述和分析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基础上，我们将对今后人口少生、优育的前景以及孩子经济成本的结构优化进行探讨。
（一）抚养成本高昂，超生和性别选择更远离上海
在众多省市滥用B超择男生育、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刘鸿雁等，1998；苏荣挂，2003；于弘文，2003；朱楚珠等，2003；陈兆钧等，2004）的大环境下，上海育龄男女的生育观已发生显着变化，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自1993年以来已连续11年呈下降趋势，计划生育率达99.2%（上海市统计局，2004）。本研究的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受访家庭的超计划生育的仅占1.1%，计划生育率为98.9%。从对象回答“假如您的孩子不是目前性别的话（目前如是男孩的话询问如是女孩），会对您和您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的询问结果看，父母认为如是女孩的话，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理满足和事业发展/收入增加有更多的积极影响，或认同如是男孩的话更麻烦、更操心的较多些。
从受访者对儿、女评价的差异也表明，父母对女孩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学业成绩以及与父母的沟通和关系打分都显着高于男孩，对女儿在外学坏或因表现欠佳产生的失败感也显着少于男孩。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 649名18-30岁年轻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受访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1个，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占81.5%，生育2个占13.7%，生育3个及以上的占0.4%，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占4.5%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也表明，20-30岁未婚青年对“我结婚后不想要孩子”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占20.2%（非常肯定的仅占5.6%），其中担心“孩子牵涉精力太多影响工作”的比重为最高，达71%，其次是“孩子影响夫妻自由”，占64%，再次是“孩子的抚育成本太高”，有49%，然后为“无须靠孩子养老”，占36%，有28%认为“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妻子身材”（李煜等，2004）。
附(4)
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抚育男孩的心理成本更大等现实，也将成为上海人少有男孩偏好的理性选择基础。故从总体趋势预测，新婚夫妇超计划生育和人为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的现象在上海不会突现。然而，由于1980年代人口出生率较高期①诞生的年轻人正进入婚恋期（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微调后不再鼓励“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并不再有间隔4年后再生育第二胎的限制，因此，上海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人口高出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