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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蓦然回首(2)
外公淡泊名利，也曾被传为佳话。他老人家当年许多杰作虽已成为中国国画艺术的珍品，他仍是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绘画艺术深入探讨和研究上，而对于记者采访、外国友人造访等出名的事，却一向婉言谢绝。
外公视所有寄情于水墨丹青的人为知己。闲来无事时，他喜欢与同行们雅聚，共同切磋艺术。当年常常来看望外公的有启功、老舍夫妇、张伯驹、奚啸伯等著名文人。
在外公看来，艺术是一个整体，尽管表现手法不一，但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松房外公除精通山水画外，还会弹古琴、唱昆曲并且懂得鉴赏历代瓷器的珍品。而在这众多的嗜好中，外公最偏爱的还是书法。他认为：字画应成为一体，一幅好的字画是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无论是字还是画，都要以平生的努力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地，练习书法是他老人家每天的必修课，从不间断。
外公也是个极有耐心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曾在外公的指导下，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绘画。由于外公的耐心指导，小小年龄的我居然有两张习作发表在当时很受欢迎的《小朋友》上，而且还得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稿酬。成年后，我没有以绘画为专业，但是童年时期那段跟外公习画的经历，却是我今生今世最宝贵和最快乐的时光。
外公同样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他是个无所不能的才子。
小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外公曾亲手为我做了一台“无声电视”。他找来一个废鞋盒和一些超薄的纸张，剪剪贴贴之后再按照物理学和摄影学的原理，固定在窗框上。由于角度特殊从楼前走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身影全都映照进来，大有一种“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喜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既无声又无连贯的故事，可是我却一样地喜欢。看着里面一个个陌生人的容貌、衣着、举止，我的心中会生出种种奇妙的猜想。人影伴随着猜想足以编织出一个个让我自己感动的小故事。
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外公送给我一支很华丽的自动铅笔。那是我的第一支自动铅笔，笔杆是桃红和银白两色交织形成的螺旋式图案。因着喜欢，因着好奇，更因着方便，我把它终日带在身边，一带就是很多年。岁月匆匆，一支自动铅笔居然也变“老”了，不仅失去了光泽，而且连笔头的自动按钮都断裂脱落了，这支心爱的自动铅笔真好像要“告老还乡”了，但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说“再见”。于是，去外公那里找出路。果然，外公知道怎么让它“旧貌换新”。他把一小段漆木，打磨得大小、长短、光亮都恰到好处，做成了一个新的木质的按钮。然后再用万能胶把这个新按钮巧妙地黏在自动铅笔上。就这样，我又带着它走了很多年。在我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用过各式的笔——铅笔、自动铅笔、圆珠笔、钢笔、彩笔、毛笔，五花八门，却都是过眼烟云，来去不留痕迹。唯有外公修复过的那支自动铅笔，成为我的最爱。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北京城里，人人自危。大自然一旦“发怒”了，人类总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和措手不及。然而，只有七十多岁高龄的外公依然是从容不迫的神态，并饶有兴致地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地震测试仪。他用了几根长短、粗细相同的小木棍按照几何原理，将它们错综复杂地搭成一个立体型的小支架，支架的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乒乓球，支架的下方配备了一套自动的警铃装置。外公把这个测试仪放在走道的地板上。平日家里人从旁走来走去，小球纹丝不动。只要是地平面有稍微的震动，小球便会马上滚落下来，并引发铃声大作。这个测试仪，在大震之后的数次余震中，准确无误地为我们全家人报警，使我们能够及时、安全地疏散。
外公更是一个富有慈悲心怀的人。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忽然产生养蚕的愿望。我从同学那里要到一些蚕子，可是整个宿舍大院里，却没有一棵桑树，这让我为我的蚕宝宝发愁。外公知道后，说没关系，北京画院里有一棵参天高的桑树，他会每天给我带些桑叶回家的。于是，从那天起，外公每天从画院回来，都用一块湿毛巾包着几片青绿色的桑叶。有了外公的帮助，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这样，伴着外公的桑叶和我的期望，幼蚕一天天长大，终于到了吐丝的那一天。后来，我把那片柔柔细细的蚕丝放在我的墨盒里，成为我的读书用具之一。如今，那个墨盒早已不知了去向。可是，我一想起当时年迈的外公在受着“文革修理”的同时每日顶着酷暑在树下拾桑叶的情景，我便有一种揪心的痛。
六、蓦然回首(3)
松房外公到了晚年时，不幸患上食道癌。而第一个发现身患癌症的人恰恰是外公自己。他当时以极其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疾病，积极地配合医生做各种各样的治疗。也正是从那时起，外公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本本珍贵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老人家一生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何与疾病搏斗的心路历程。读了，让后人感慨万千。
尽管医生对外公的病进行了不懈的、精心的治疗，无奈癌细胞转移，损坏了许多其他的重要的器官，终因不治，外公于1982年在北京谢世，终年81岁。从那时到现在，岁月悠悠已经流过了二十多年。但每每想起他老人家对我的宠爱，我的思绪仍如脱缰之马，我的视线仍会被泪水模糊，于是我用思绪作笔、用泪水作墨汁，将我久久的思念洒在纸上。
松房外公的一生，是值得人们纪念和缅怀的一生。因为他毕竟不是一颗流星，瞬息即逝；他是一颗恒星，悄悄地升起在繁星灿烂的宇宙，默默地闪耀着独特的色彩，经久不息。
2啸伯一生口碑载道
奚啸伯，是我外婆奚稚梅的亲弟弟，我的舅外公。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初，啸伯先生就被誉为京剧界的四大须生之一，是老生行当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一代风云人物。
啸伯先生本名承桓，祖姓喜塔腊氏，亦为满族正白旗人。其祖父曾任清廷理藩院尚书，后来入阁拜相，做过中堂，也称“裕中堂”。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覆灭，他的家道也随之中落。
啸伯先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并自6岁起爱上京剧，11岁正式拜言菊朋先生为师。16岁那年，毅然放弃读书升学，挣脱了家庭的重重阻力，正式走上了艺术生活之路。
16岁的奚啸伯就已懂得如何下苦功夫学戏。那时他家住在安定门二条，早晨喊嗓子，总是一直走到安定门，一路走一路喊。下午晚上，则打靶练功，如此这般，五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使他在学戏的过程中初见成效。
19岁那年，啸伯由票友而“下海”。从此，不断与各种名人搭班演戏。26岁时，开始与梅兰芳先生搭班。他领衔主演的著名戏剧有《四郎探母》、《宝莲灯》、《打鱼杀家》、《二进宫》、《白帝城》、《四进士》、《三国志》等数不胜数的戏剧。他一生匠心独运，其唱功和扮相都有独到之处，让人百看不厌，久听不烦。
啸伯先生一向刻苦好学，每演一出戏，必要搞清戏的历史背景，戏中人物的出身、经历、岁数、脾气、秉性等。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潜心研究有关京剧的发声、喷口、吐字的发挥。他主张通过念白的声调、语气、感情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历来是细腻而洗练，大方而飘洒；既注重神韵，又追求意境。即使是在他成名之后，他仍旧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以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发展了京剧艺术的表现能力，创造了许多优美感人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形象。
啸伯先生不仅唱戏功底好，其为人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生活风度温文儒雅，诚恳谦和，跟徒弟相处，他总是待如家人，和蔼可亲、毫无名人的大架子。当今著名书法家、博士生导师、名票欧阳中石教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平日里，他谈吐风趣，朋友成群。除了唱戏以外，他亦喜好历史、读书和书法。
啸伯是我外公和外婆府上经常来访的亲戚加友人。每每来时，总会给我外公讲戏，且是边讲边演，热闹非常。啸伯舅外公非常喜欢我外公的国画，我外公同样欣赏啸伯舅外公的戏，他们生前彼此之间的感情甚笃。
那时，在我孩童的眼里，啸伯舅外公不过是一个很慈善的老爷爷，总是和颜悦色地、慢慢地和我讲话。他很喜欢小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他每次来访，一定会带一件玩具礼物送给我。在所有的礼物中，有两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当年中国还不多见的儿童脚踏车。车子是清纯的栗色，既小巧又灵便，既可室内行走又可户外远足。其二，是一件更加别具一格的玩具，与我其他的玩具相去甚远。玩具是一对泥塑的老两口，两人的头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只要用手轻轻一碰，两人便可相对点头。两位老人分别坐在两把形象逼真的椅子上，全戴着金丝眼镜。所不同的是，老爷爷手握着报纸，老奶奶却忙着穿针引线。两位老人虽各有事做，可却在百忙之中，相对一笑，这一笑，仍似当年，情真意切。这种玩具，只能看不能玩，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园长等职务，直到她退休为止。数十年如一日地、全力以赴地将其毕生精力倾注在那些活泼可爱的、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身上。她当年的孩子们，现在有许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母亲退休后，仍旧十分关注幼儿的早期教育。先后参加了北京市玩具协会、自闭症儿童的智力开发，以及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咨询活动，并出版多部有关幼儿教学的论着，成为全国老一代著名的幼儿专家之一。
我自幼虽是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见到母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我那时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终日地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到我。外交部幼儿园当年在海淀区黄庄一带，那个年代里，一说到海淀区，好像就很遥远了。母亲平日就住在幼儿园的宿舍里，只有到了周日，才回外公家看看我。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母亲带给我童年的点点滴滴才变得珍贵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朴素得很。冬日里，永远是一件藏蓝色的对襟布衣里面罩着一件同色的棉袄。夏天时，又永远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配一条淡色的裙子。母亲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水味，有的只是淡淡的洗发精的清香。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感情含蓄而不外露，并不怎么拥抱和亲吻我，亦不多说赞扬的话。
母亲在我身边陪伴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次我病重住在儿童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很多天。那年我4岁。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母亲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会死去。那时年幼，对生与死的概念含糊不清，不过我却清楚地知道，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幼年时节，母亲对我的教育，样样都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我5岁时，几乎是刚刚有了钱的概念的时候起，母亲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存钱盒。存钱盒是用房子的样式做成的，清雅而娇嫩的粉色屋顶下，有着乳白色的四壁。房子的正面有两扇形象逼真的窗户，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门。屋顶有个小小的烟筒，所有的硬币，1分、2分、5分的钱币，都可以从小烟筒里投进去，等整个房子装满时，轻轻地打开小房子的门，所有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六、蓦然回首(5)
我对这个小房子似的存钱盒，爱不释手。不仅喜欢它外表的那种柔和协调的色彩，更喜欢那牵动人心的盒中物。如果把它填满硬币，刚好是5元人民币。5元钱！对当时的孩子来说，确是个不小的数字。
自从我有了存钱盒，每天都将一切硬币放进去。刚开始时是在家里到处搜寻外公、外婆的零散硬币。后来则将自己的零用钱也一起放进去。从小房子的窗子望过去，屋子里的硬币一天天地多起来。于是，我的心也就有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兴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房子装满了。第一次装满时，母亲建议拿到银行，为我专开一个账户。开账户！小孩能做大人的事，总是格外兴奋的。于是，抱着小房子，一路蹦蹦跳跳地随母亲去了银行。
在银行那高大的柜台前，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阿姨。我抬头仰视过去，觉得那里有着一种无限的庄严。只见阿姨慢慢地打开房子的小门，再仔细认真地数着。母亲告诉她把钱放在我的名下。一切手续办好后，那个阿姨便微笑地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存折。我轻轻地打开，那上边果真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下边是一个工工整整的“5元”的数字。我细细地看着，脑子里马上幻想着将那“5”变成“10”，再变成“20”，我告诉自己要努力。
就这样，存硬币、去银行的活动，一直坚持了很多年，成为我和母亲之间共同做过的许许多多的有趣味的往事中的一件。
我的母亲虽然出生在那样一个富贵的家族里，但她却自始至终有着一种内在的朴素无华的素质。我见过一张母亲二十多岁时的老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在他们住家的大宅门里的留影。照片的背景是柳绿花红的仙境，前面却站了一个身穿素色花布旗袍、梳着两条小辫子、含着微笑的母亲。母亲看上去明丽光鲜，却不奢侈招摇。这张旧照片实际上是我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在以后学有所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以及安度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勤俭持家的特色。
今天，细细地回想起那个小小存钱盒的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用心良苦，她是想让那个小小的盒子告诉我一个积少成多、勤俭持家的道理。岁月如梭，当年那个小小的存钱盒如今无影无踪。然而，装在那个存钱盒里的，母亲对我所有的挚爱、教诲和期望却久久地留在了我心灵的深处，让我受益终生。
母亲虽然很勤俭，却会时常送给我一些小礼物，她的每样礼物都是很有纪念性的。在我入小学的前一天，母亲一下送给我两样礼物。一件是书包，另一件是花色纱巾。书包是黑色皮革的，文雅大方。我至今仍记得皮包上细细的纹理，那条纹恰似母亲的情感，那样的严谨、细腻、条理清晰。纱巾是透明的，上面有着许许多多红黄相间的彩球，它领着我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世界。当时中国的轻工业还不够发达，纱巾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母亲送给我的这条，是那样别致，那样与众不同。我喜欢极了，把它围在头上，系在脖子上，蒙在脸上，终日不离身。
1964年，母亲到北戴河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回北京时，她从海边带给我很多各式各样的贝壳和五光十色的石头。石头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色彩绮丽，对我这个生长在京城的孩子来说，那真像是从阿里巴巴山洞里挖来的宝贝。后来我用彩石，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盆景，放在我的床头桌上，想母亲时，就看看它。
到了“文革”期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举国上下都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当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上，对于数学的学习不求甚解，一个字“混”。结果终于混出一次数学测验不及格。当我把考卷交给母亲时，母亲的脸异常严肃。记得当时我们母女俩面对面地坐着，母亲从学知识谈起，直到理想、道德、人生，总共讲了三小时。我们之间这样的交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过。仅此一次，却让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讲求认真、力争第一，这和母亲的这次长谈不无关系。
六、蓦然回首(6)
除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以外，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母亲有着一双灵巧的手，她喜欢为我编织各式毛线衣。沾着她手香的毛线衣陪伴着我一路走来，成为我心中最富有色彩的记忆。
幼年时节，在我的故乡京都古城里，人们大多还是以绒、棉制品来御寒。毛线衣裤仍算是一种很奢侈、很时髦、很特别的装束。由此，母亲为我亲手编织的那件毛衣就变得更加珍贵了。那是一件用水红和乳白两色细线编织而成的套头毛衣。母亲用红线作底色，用白线在上面点缀出秀美多姿的各式小花。小小毛衣，看上去像是一件极其精巧的艺术品，活泼中带着几分文静，艳丽中含着些许淡雅，天真中透着点滴成熟。毛衣的针针线线都凝集着母亲丰富的想象力和别致的审美观。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让我童年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求学时期，“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那时的人，不仅在思想、行为、语言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就是在穿着上也变成了清一色。“文革”中，学生们的装束大多是军绿上衣、蓝布裤子，远远望去，总是灰蒙蒙黄糊糊的一片，分不出男孩儿和女孩儿。在那个年代里，母亲不能再为我编织带花的毛衣了。她却选了一种透着青春气息的枣红色毛线，为我织了一件贴身毛衣。这件毛衣虽然是一色，又没有任何花样，但质地却出奇柔软细腻，穿在身上既轻巧又暖和，既舒适又合身。尽管我不得不在毛衣外面罩上一件军装，领口处却可以露出那似有若无的枣红色。仅仅是这一点点的更新，就足以使我的内心升起一层层的喜悦和梦幻。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为身处特殊年代的我增添了几多色彩、美好和快乐。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衣着文化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市场中，各种各样、款式新颖的时装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毛衣的色彩和花样更是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人们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地编织了。母亲却仍旧一如既往地买线、编织。当我开始恋爱时，母亲为我亲手编织了一件花样翻新的淡蓝色毛衣。这件毛衣的特点是曲线柔和，伸缩有度，恰到好处地勾画出一个苗条少女的身影。它让我在那个花枝招展的大千世界里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和清纯。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使我在恋爱中的心情，既能像蓝天那样的明净无云，又能似海水那般的轻松自如。
在母亲的一生中，编织始终就是她的爱好。她用她手中的一寸寸的彩线细细地编织出一个流光飞舞、变换万千的世界。穿上她亲手编织的每一件衣服，就像是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真情的拥抱，而慢慢地流入内心的那份甜蜜，更会化成一种天长地久的情怀。
自从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便更能从内心体会到母爱的真诚、无私和伟大。我现在身居美国，与母亲已是聚少离多。
2005年的春节前后，我有机会回北京，在父母家小住两个月。母亲格外高兴，她以她全部的爱来欢迎我这个远方归来的女儿。七十多岁的她，仍旧不辞辛苦地照料着我的生活起居，让我感到一种少有的踏实。山转水转母亲仍是家庭坚实的轴；云变风变，母亲仍像泥土一样沉稳执着。而我最喜欢做的是坐在母亲身旁，静静地聆听她讲她的童年，那些遥远的、另一个时代的往事，对我总有着一种神奇的诱惑力。
母亲对她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回忆，多半是零零星星的片段式的。她讲逢年过节时的那份华贵和热闹，讲旧时结婚的礼节，讲她所见过的所有绚丽多彩的珍珠，讲旗袍的来历，讲旗鞋的新颖，讲满族女人的头饰。
我从她的故事里，了解到旗袍最早是满族人穿的长袍，衣袍镶边，多多益善。直到1911年，虽然清王朝统治早就结束了，旗袍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反倒是一路翻新，一直走到今天。旗人穿的鞋，又叫“寸子鞋”，鞋面为彩绣，看上去无任何特殊之处。不同的是鞋底，木质高根，镶在鞋底正中，一般是3到6厘米高，形似花盆，所以又叫“花盘底鞋”。而满族已婚女性的发式，多是绾成如意式的发卷，所以又叫“如意头”，远看恰似头顶上顶了个牌楼。
六、蓦然回首(7)
诚然，对于一个现在远居他乡、长年生活在地球另一半的我来说，这些故事早已成为一段发了黄的陈年旧事，早已离我远去。但是贯穿在这些故事中，一路走下来的主线，却是我那一直深深爱戴的母亲。
4父亲厚爱可见一斑
写到父亲，我的笔就变得笨拙起来，总有着一种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彷徨。我的父亲今年七十有余，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从容幽默、思想丰富、雄才大略。如果把父亲比作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则是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父亲比作连绵不断的山峰，我则是山脚边的一粒碎石；如果把父亲比作那一望无际的蓝天，我则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所以，用我的这支笔，来勾画父亲那不平凡的心灵的轮廓，我是力薄才疏的。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从父亲平日的点滴小事写起。
我父亲的祖上从清朝初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父亲可以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从父亲平日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北京人的特征，它是将质朴和诚恳、执着和热情、谦虚和宽容、开朗和友善融为一体的协调的人性特征。
父亲一生很少离开北京。他的一切都是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的。
父亲自幼就是个历史迷，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幼年时候的他，从酷爱历史小人书起步。读书识字后，便更加如饥似渴地读史书。上初中三年级时，他已通读了二十四史，从而更坚定了要走研究历史学这条路的决心。1950年，父亲高中毕业，为了能作他最崇拜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考入了辅仁大学历史系。大学生活带给父亲最快乐的事是有一个书源丰盛的图书馆，那里的所有的史书，父亲都一一浏览过。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很快，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近代史上。1953年，父亲被调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作资料员。父亲对此项安排，心满意足。原因是资料室不仅藏书丰富且资料繁多，父亲由此有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好环境。那时的父亲干脆住在资料室中，终日与史料为伍。1954年，父亲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短短的几年中，父亲通读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上百种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期刊杂志。
1956年，父亲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迄今为止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父亲在教学和研究的两个园地中辛勤地耕耘，付出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智慧。
父亲讲课时，永远是严谨而不失风趣，悠然而又神采飞扬。他将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讲得出神入化、深入浅出。他总能让他的学生进入一个引颈张目、全神贯注、如沐春风的状态，从而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种子，播进了每个学生的心田，点燃了他们求知的欲望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除此之外，他还指导过一百多名的硕士生、博士生、国内外访问学者。这些弟子，现在有很多已学有所成，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里成就非凡。
父亲的第一本书《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发表在1957年，从那时起到如今，父亲的杰作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论着有《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以及八十万字的《静如文存》等等。
父亲不仅专心一意教书、搞研究，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共历史学界的发展和变迁。为此他又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诸如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党史学会会长等等。父亲忙，忙得心甘情愿。
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可是父亲却不为世俗所左右。他以豁达的人生态度，持之以恒地走在他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路上。他最终成了一名硕果累累、弟子成群的知名历史学家。
父亲的学生们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张静如学术与教育思想研究》的书，里面记述了许许多多有关父亲一生的卓越贡献。然而，作为女儿，我想用一种极轻松的笔调，告诉人们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父亲张静如。
六、蓦然回首(8)
父亲也是一个有血肉之躯、吃五谷杂粮的人。无论他在外面是怎样一个伟大和杰出的历史学家，回到家里，却永远是那个待人厚道、平和慈祥、幽默风趣的人。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并不亲。父亲对于童年时的我，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我长年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父亲在我的生活中总是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我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发现父亲的内心有着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我居然是那样兴奋可见我是渴望父亲爱我的，而父亲的爱是有着独到之处的。
父亲很少，或是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玩具，他对于儿童玩具总是不屑一顾。对儿童图书他却看得很重，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图书伴随下长大的。他坚持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必须来自于书本。为我买书读书成了父亲的专职。印象中他买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木偶奇遇记》。那时我还不识字，只会看画。父亲每次来外祖父家看我，就是很耐心地绘声绘色地为我读故事，一步步地领我走进了那美妙的童话世界，让我童年的思绪随着父亲的故事此起彼伏。其中有很多故事，我都是百听不厌，而且能够倒背如流。每每读到伤心处，我便会泪水涟涟。
父亲在“文革”中下放农村，闲来无事，便自学中医中药学和针灸学，到了后来，父亲居然可以为当地的老乡开方治病，并为农村的一位瘫痪老人针灸治疗，且初见成效。父亲的这一手中医的本领，同时也歪打正着地用在了我身上。我是那种自幼就体弱多病的孩子。最让我受苦的是过敏性哮喘的毛病。每次犯病都很严重，我那时就懂得了何谓窒息的恐怖。父母带我访遍了名医，但效果甚微。每次犯病，必得由父亲开中药来为我医治。说也奇怪，当时的哮喘，无论吃什么药都无效，只有吃父亲的药最灵。或许父亲开的中药里，除了那根根草草以外，还加进了父亲的许多爱和期望。到了我上初中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变态反应科才刚刚成立。又是父亲四处托熟人，才将我这个年仅14岁，却有了10年哮喘病史的病人交给了医生。在几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一边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脱敏治疗，一边服用父亲开的中药。在这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下，我的哮喘居然一点点地减轻，以至于最终达到了“斩草除根”的效果。
从小就没离开过北京的我，真的没听说过什么是复活节。我却有幸得到过一只巧克力兔子糖，那是父亲送给我的五岁生日的礼物。栗色的兔子，做得有棱有角，活灵活现，在一张玻璃纸的背后竖着两只耳朵、静静地望着我。那神态，至今回味起来，仍是历历可见。
我当时口水“纵横”，可是仍舍不得吃那一只“兔子”。我把“兔子”放在全家我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从早到晚，我无数遍地去看看它，且嘴里念念叨叨地告诉它我心中的秘密。天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兔子”居然就这样平平稳稳地摆着，好像放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兔子哭了”，这才意识到它会一点点地融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动嘴了！但那与其说是吃糖，倒不如说是舔糖更为准确。于是，可怜的“兔子”从胖到瘦，从没了耳朵到没了鼻子。经过我为期一周的“奋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诚然，一只巧克力兔子是不能永久保留住的。但是父亲的爱却随着那只巧克力兔子，深深地、永久地融进了我的心，让我的心永远地被爱着，被包容着，像是裹在层层的巧克力糖浆里，甜蜜得永远都化不开。
真正回到父亲身边生活的那一年，我刚好14岁。从那时起，到我结婚为止，大约和父亲一起朝夕相处的日子，也不过只有10个年头。时间不长是最珍贵、最温馨、最难忘的日子。在那屈指可数的岁月里，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家做饭的日子。当年，父亲为了支持母亲的工作，同时又不耽误了正在长身体的两个小女儿，毫无怨言地一人挑起了做饭的重任，精雕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六、蓦然回首(9)
父亲是个乐天派。世间万物在父亲眼里都有着它积极可取的一面。做饭烧菜，也不例外。父亲做菜永远像是在做学问，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反复实践，不断进取。常常是烧得好的菜，让全家人一扫而光，吃个底朝天。而欠味道的菜，自然无人问津，被无情地打入“冷宫”。父亲不会为我们的挑肥拣瘦而生气。他会将那道被冷落的菜，自己拿来就着饭吃了，边吃还会边自我作一些评定。不日，当那道菜重新上桌时，已经被父亲改造成一道美味佳肴。日积月累的使父亲逐渐形成了一套风味独特、技巧娴熟的烹调手艺。他做的菜决不会是千篇一律的，而是酸、甜、苦、辣各显风姿。
父亲烧的菜总是跟着季节走的。冬日时节我们用涮火锅来暖身，夏令时分我们有凉面来消暑。一年四季的节日，大到春节，小到中秋节，父亲从不会忘记，而且总会做出许多花样翻新的庆祝餐。让我最感动的、也是最难忘的是，每年三八妇女节的那一天，父亲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从买菜、做饭到刷盘洗碗，都由他一个人包了。不为别的，只为这一家四口中，他是唯一的男人。而母亲、我和妹妹又是他一生的最爱。
是的，父亲烧的菜里，全是爱。他清楚地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口味的轻重以及饮食的习惯。若是家中有人生了病，父亲总会精心地做出一些营养丰富的、清淡可口、易于消化的病号餐。吃下去，会让我们觉得，病已经好了一大半。
父亲在做饭的事上，还经常发明创造一些由自己命名的饮食，光是将煮好的面条，加上不同的卤汁，就可形成名目繁多、口味丰富的美食。一次，父亲问我：要不要试试“光头面”？我问什么叫“光头面”？父亲笑笑说：顾名思义，“光头”就是什么都没有，清水煮面条。不多时，父亲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看上去，一碗无油的清汤里，含着纤纤细面，面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几粒绿色的葱花。吃下去，却味道鲜美、别具一格。原来，父亲是用鲜鸡汤下面，简单、省时、省力，又可口。
父亲边做教授边做大厨的日子，一过就是很多年。直到后来，我和妹妹都先后成家，母亲退休，父亲的大厨生涯才算暂告一个段落。然而昔日父亲做饭所付出的辛苦、操劳和爱心，却绘成了一幅永恒、温馨的画面，久久地留在了我们全家人记忆的深处。
父亲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最多的时间就是以书为伍。借书、买书、读书、教书、写书。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到了晚年才如愿以偿地有了间自己的书房。
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父亲的书桌在哪里。等我14岁回到父亲身边时，时间已经飞跃到了上世纪70年代。母亲那时在她的单位，为我们全家四口搞到筒子楼里的一间居室。这间居室也就变成了多功能的房间，它集卧室、饭厅、书房、会客室于一处，是我家当时的全部。室内的布置至今仍是历历在目，两张双人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一个五屉柜，便将小小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那张桌子，成了我家当时最有利用价值的家具。它既是餐桌，又是书桌。端上桌面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应接不暇。常常桌子的一边是书报纸张，另一边则是锅碗瓢盆。在桌子这样尽心尽力、繁忙非常的日子里，父亲总是等到一家大小都入睡后，才挑灯夜战。只有那时，桌子才属于父亲自己。而父亲仍旧一心一意地做他的学问。
再后来，我们全家终于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可是仍没有条件让父亲独占一室为书房。于是我们在客厅的一角，面向窗户、采光极佳的地方给父亲摆了一张专用书桌。为此父亲兴奋了很多天。他立刻对专用书桌作了全面有条有理的“规划”。尽管他的各类书刊杂志，堆积如山，父亲总是分门别类地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书桌的不同方位上，让人一目了然。一张书桌和一间书房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父亲仍是心满意足，一有时间，便守在桌旁，读读写写，乐此不疲。
六、蓦然回首(10)
当父亲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可是90年代的事情了。那时父亲执教多年的大学里为一批老教授特意建的几座现代化的教授楼，父亲很幸运地分到了四室一厅的住房，于是，父亲多年希望拥有一间书房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书房虽不大，但却布置得清新高雅，让人耳目一新。书房里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书柜及一张大书案。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父亲多年的藏书，以及他自己的多部着作。
小小书房，美好，宁静，温馨，来之不易。学无止境的父亲从此在这里继续跋涉在书山学海里。他在这间书房里给博士生们进行耐心地辅导，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们进行学术探讨，继续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地写下他的大作；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写下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家书。
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小小书房已默默地伴着父亲走过了许许多多快乐又难忘的时光。它像一片小小的知识乐园，任由它的主人在这里辛勤地耕耘。一个跨越时空的书房是父亲今生的骄傲，一个属于自己的“图书馆”标志着父亲今生今世的执着。
在父亲身边生活的最大的感受是，永远有着一种可以做“我自己”的轻松感。父亲有着十足的幽默感。幽默不是人人都有的，从容自如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精神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父亲的幽默是与生活同在的、实实在在的智慧和知识的结晶，他常常会一语惊四座，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父亲的许多幽默笑话，经常会潜入我记忆的深处，成为一种典故，让我每每想起，总有着一种难得的快乐。与父亲聊天，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他不但可以纵古论今，而且有着超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在我成年之后，和父亲之间的长谈短叙，又何止千百次。而每一次都能让我回味无穷。我喜欢和父亲讲我内心的苦与乐，凡是能让我愉快的事，父亲都能与我分享，并为我骄傲；而凡是让我困扰的问题，父亲又能及时地替我排忧解难，让我豁然开朗。和父亲谈心，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解释，省掉许多拐弯抹角的麻烦，永远是直来直去，一点即通。他真能称得上是我一生的名副其实的心理医生。
如果说，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把“严”与“父”连在一起，我家则没有“严父”，有的只是“慈父”。慈父的爱是平实而厚道的。我于2005年春节时分，回京小住两个月。不幸的是，刚下飞机的第二天，父亲就因高血压而不得不住院治疗，为期整一个月，其间正好是合家团圆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年。我和妹妹几乎天天往医院跑，父亲见了我们，除了高兴以外，别无要求。他是那种从不愿给女儿们增加心理和身体负担的父亲。他坚持不让我们给他送饭，说是医院里伙食很好的。其实，大凡住过院的人都知道，医院的伙食十有八九难以下咽。可是拗不过父亲，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在京的第二个月，父亲出院了，回到家的父亲仍带着一脸的病容和疲倦。他却一定要自己下厨，为我烧几个他的拿手菜。他做的红烧肉，肥中带瘦，油而不腻；他做的焖牛肉，既嫩又鲜，美味十足。而他最拿手的是素烧豆腐，则是外焦里嫩，且清淡可口。为了让父亲高兴，我总是一改淑女的风范，狼吞虎咽地吃，心里却一阵阵地发酸。
两个月的光阴只不过是急景流年一瞬间。很快就到了我告别年迈的父亲返回地球那端的日子了。临别之时，父亲赠给我十条座右铭，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极普通的纸上，我拿在手中，却觉得有千斤重，因为那上面记录下的全是父亲对女儿一生平安的愿望。
父亲一生尊重他人，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到了令我吃惊的地步，上到同行或非同行的知名教授，下到传达室看门送报的老先生，应有尽有。这完全是因为父亲不仅是一个研究理论的专家，同时更是一个生活实践的专家。他对生活的大事小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年轻因病长期住院时，曾对口表和腋下表的相差数值做过专门的对比研究。他在博士生的面试时，会突然问上一个问题：“市场的黄瓜卖多少钱一斤？”把只注重读书的学生问得目瞪口呆，而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谛。他以为一个搞社会科学的人，首先必须立足于了解社会，懂得生活，不脱离实际才行。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是一个能将理论和实际融为一体的专家。
六、蓦然回首(11)
在平日的自我生活中，父亲总是以追求平实为主。他一生不穿皮鞋，原因是他的两只脚受不了皮鞋的“管制”，不能顺其自然地舒展。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授课、讲学、参加会议、出国访问，总是一双布鞋陪伴着他，他觉得这样才走得平稳踏实。父亲也从不穿西装打领带，而是家里家外都以便装为主。他的穿着打扮完完全全就像他的为人，来得那样实在而毫无虚假。
父亲今年七十有余，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因为吃力地活了一辈子，举手投足之间，渐渐地蒙上了“灰尘”。然而，他却不！他的所作所为中仍旧透着一种清新、智慧和乐观。父亲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伟大的，这种伟大是有别于母爱的一种伟大，是近乎于神圣的一种伟大，是父女之间的、你心知我心的、和着爱与理解的一种伟大。我相信女儿绝对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爱我的父亲，我为今生今世能做他的女儿而感到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5姐妹情深其乐融融
我的父母尽其一生的努力，生养培育了“二千金”，我和妹妹。
我和妹妹相差八岁。我是在“大跃进”战鼓中出世的，而她则是在“文化革命”的号角中诞生的。这使我们姐妹俩的性格各异，每个人都带着历史的烙印。我总有着一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自卑，而她则常常带着一种“造反有理”的勇气。
年龄的差异让我们总会在相同的岁月里做着不同的事。当我已经能写会读一个个方块字时，她却仍在摇篮里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她的奶嘴；当我已经懂得倚窗赏雪时，她刚好能够自己站立；当我能够“文情并茂”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写在一篇日记中时，她还为不能在幼儿园里参加跳舞而哭鼻子。再后来，当我的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时，她还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学里啃书本。终于，当我结婚生女时，她才尝到了男女相爱的甜美。
年龄好像把我们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去了，岁月好似将我们彼此的情感淡化了。实际上，我们姐妹俩仍旧有着相互热爱、相互怜惜、相互关照、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一种浓浓的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份姐妹情。
妹妹刚一从母亲肚子里爬出来，就有着一种惊人的、与众不同的美。真的，她是个难得的漂亮宝宝。她长着一头柔细黑软的卷发，摸摸像缎子似的，却始终卷着，卷得天真，卷得自然。齐耳的短发勾画出一张粉白色的小圆脸，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闪着憧憬的、可爱的、嫩雅的光。陪伴着这双大眼睛的，是一个娇小的鼻子和一张爱笑的小嘴。
人人都夸妹妹长得可爱，这让我既骄傲又嫉妒。我那时是一只其貌不扬的丑小鸭。丑小鸭姐姐陪着美丽的天鹅妹妹无论走到哪，妹妹的光辉都将姐姐遮住了。在妹妹的光环里生活，我很不快乐。但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我妹妹，我还是决定爱她。
爱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是，我和表弟每人手里拿着一块松软、柔黄的蛋糕，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观看母亲为妹妹换尿布。我们不光看，还品头论足的，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比她“高明”多了。现在想起来，当年那种雅兴和享受，绝不亚于如今坐在美国现代的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边欣赏朱莉亚?罗勃兹的演技。
幼年时节的妹妹很可怜的。由于我祖母早逝，外祖母又终年疾病缠身，父母都忙着“闹革命”，所以，只好把妹妹托到别人家代为照料。妹妹一周六天吃住在别人家里，只有周日才接回来。所幸的是，这是一个五口和睦之家。儿女都大了，丈夫依旧工作，妻子便在家带我妹妹。妹妹生性随和，她的加入，无疑给那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准确地说，在我求学期间，只是一个人忙，我和妹妹的生活毫无接轨之处，除了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和睡觉。直到我20岁由护士院校毕业后，才突然发现身后还有个12岁的妹妹。这一“发现”，让我如获至宝。原来，在除了父母、同学和老师之外的世界里，还可以找到一个“衷心崇拜”我的小人。
六、蓦然回首(12)
妹妹虽然年少，但她极聪明，悟性又强。于是，她便很快地成了我的忠实听众、追随者和生活上的参与者。她在我那些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恋爱生活中，起着衷心相伴、排忧解难的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尽管她那时还是个中学生，她却十分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知心朋友的角色。年龄对于我们姐妹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彼此用“爱”和“心”编织出一条五彩缤纷的纽带，她将我们姐妹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我和妹妹虽都处在花样年华的黄金岁月里，不幸的是，我们爱美的年龄正好赶上了灰蒙蒙的年代。男人是一色的中山装，女人也只有在假领、围巾上做一点点小小的花样翻新，来点缀和满足一下少女爱美的心。但只要是有亲朋好友送给我们姐妹一两件新颖一点的时装，她都主动地让我先挑选，她只心甘情愿地穿那件挑剩下的衣服。
因为我父母没生儿子，而我又自幼体弱多病，但妹妹却总是无病一身轻的样子。所以，无论是我，还是父母，都把妹妹当“男孩儿”用，家里有点重活脏活，都是妹妹责无旁贷地胜任了。有时，倒像她是我的姐姐。
20岁以后的妹妹，出落得颀长纤细，长发披肩，头发虽不再像儿时那样卷曲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线型的美。最让人砰然心动的还是她那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媚而不俗。和她这美丽身影相配的是她那甜润而清晰的歌喉，她唱的歌总是飘飘洒洒，似有若无，可以把人带进一个美妙的梦乡。除了有歌相伴的日子，妹妹对绘画、摄影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妹妹的动手能力极强，她学的虽是图书馆专业，但她却以精通计算机而著名，她曾担任了多年的北京市委党校的网页设计的工作，并且承担着一部分计算机的教学任务。然而，让我最羡慕的还是妹妹有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有个爱她的丈夫和非常乖巧的女儿。
如今，我和妹妹虽然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半球上，然而时空就像我们的年龄一样，它从不会阻断我们姐妹之间的那份真情。天地再广，人间再杂，我是她唯一的姐姐，而她则是我唯一的妹妹。这一个共同的“唯一”，就足以让我们彼此珍惜到永远。
6自我素描往事再现
我因为母亲的缘故，而想到自己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人；而因着父亲的缘故，又想到自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由此，在我自己求学和发展的路上，我以为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然而，人不光是属于家族的，更是属于历史的。我所生的时代，规定了我一条别无选择的人生之路。
我出生在1958年1月。从我出生到1965年，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我接受过极其正规的幼儿园早期教育。
1965年9月份，我正式入学读书。那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就近入学。当时，我随外公外婆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内。他们认为住家周围没有好学校，而坚持将我的户口转到我外公的亲戚家。这家人住在西单民族宫附近，故此我可以经过考试，就读于五年制的北京试验二小。
入学的第一年，我每天由家里的保姆接送，搭乘公车往返于学校和住家之间。当年北京试验二小的教学是十分严格的，从一年级开始，功课就出奇地多。所幸，我的成绩一直良好，并很快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而且在老师的指定下，任中队委员一职。
好景不长。入学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我也就此转入住家附近的南礼士路的育民小学。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于是，从11月份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返校。
由于停课一年，返校之后，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三年级。不过那时的教学多一年少一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亿人口疯狂的年代。对领袖的忠诚渗透在全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记得那时上课的标准坐姿是，挺胸抬头，左手背后，右手将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来听课，只有到写字时才将语录放在桌上，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语录”不离手，“主席教导”不离口。
六、蓦然回首(13)
当时，三四年级两年的课程除了算术、体育、音乐以外，语文课本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了。许多字词、词汇的学习都来自于那本“红宝书”。那时年龄小，记忆力好，学生们都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学会了将“伟大的思想”同生活中“渺小的事物”对上线，那个年代，统称为“活学活用”。
印象中那时的作业，多数是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交上一份学毛思想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就是写斗私批修稿、批判稿、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稿。好在那时的文章都不难写，写来写去都是统一的套话。我那时担任红小兵排长，写稿的机会自然是要多于其他的同学。两年过去之后，居然也练就出笔头上的一套功夫。所以，直到今天我仍能将我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诉诸于笔端。
除此之外，那个年代，做得最多和最频繁的事就是上街游行了。大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中央开大会开幕之类的事情，都要游行庆祝的。我们小学生那时多是从复兴门外的育民小学，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装束大多是军装上衣，蓝布肥裆裤，黑色懒汉鞋。这是当时学生的时髦服装，无统一规定，大家都这样穿，没人愿意别出心裁。所以，远远地看上去，灰蒙蒙地一片，虽无色彩，却很整齐，绝不逊色于当今中国孩子的统一校服。
至于去工厂学工，拾麦穗学农，拉练学军，以及挖防空洞备战，那在我们的学生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每个孩子都习以为常了。
我真正开始懂得用功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的学校渐渐地趋于正规化，语文有了正式教科书，学校还开了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珠算、大字、常识和政治课。再加上重新分班组合，我们班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国务院、铁道部、煤炭部等各大机关的知识分子家庭，学习的气氛较之以前要强多了。
凭着我的要强、认真精神，成绩一直很好。但即便是在课业增多的情况下，仍不会多到没时间玩儿。那时我和外祖父母、舅舅住在国务院宿舍的大院里。大院里的孩子们自成一体，虽然没有今日孩子们富有，却也随着潮流编造出种类繁多的玩法。到了寒暑假期间，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我个人玩得最“轰轰烈烈”，最不容易忘怀的是有这么几样。
一个是，攒糖纸。这是当时在女孩儿中风靡一时的玩法。当年我母亲每月给我买一斤糖，一天只许吃两块。吃完了糖，自然是将糖纸夹在书本里攒着。那时的大杂拌糖没有更多的花样，糖纸也是大同存小异。于是我就想着和大院里的小孩儿，互相换糖纸，互通有无。这样，攒糖纸便成为一种孩子们之间的社交活动。有一段时间，不知从那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攒够一百张大白兔的糖纸，可以换一个铅笔盒。至于真能攒到一百张时去何处换？无人知道，也没有谁想知道，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在那时的经济状况下，有几家的孩子能吃上一百块“大白兔”的奶糖呢？我想，那不过是孩子们当时的一种梦想、一种心态而已。我自己最喜欢也是最欣赏的是各式图案有别的透明的玻璃糖纸。那种玻璃糖纸，要先用水洗一下，再贴到门或玻璃窗上，等干了之后，轻轻地用手起下来，于是便得到一张平平整整的玻璃纸。在我的眼中，那时的糖纸虽比不上当今的糖纸这样色彩鲜艳，图案却很精细、美观、富于想象力。我曾有一套“金鱼”和一套“蝴蝶”的玻璃糖纸，上面的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夸大了还是恋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更喜爱那时的糖纸。
二是，刻剪纸。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比攒糖纸要来得高贵、神秘多了。那时的女孩子，几乎人手一把削铅笔的小竖刀、一张见方的玻璃板或是铁制的垫板，外加五光十色的电光纸。同学和朋友之间，相互先印下纸样，然后就可以用刀细细地刻了。刻好后的剪纸也是成套的，可以夹在书本里，经常欣赏。还有一段时间，时兴用金纸刻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做法是，先用一张普通的纸印下纸样，再将包巧克力的金纸擦平，将两张纸缝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照纸样刻好后，便可得到金像一张。后来的剪纸越发展越大，刻好后可以挂在墙上当画看。我那时对刻剪纸到了着迷的地步。对我来说，自己动手刻的过程是一种极其细致、宁静和享受的过程。这是我少年时最富有艺术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玩法。
六、蓦然回首(14)
其三，玻璃丝编织。玻璃丝直到今天还是一种很便宜的东西，更不要说是当年了。玻璃丝在女孩子们的手里，能变出各式各样的、神奇多彩的东西来。而且玻璃丝的色彩五花八门，用哪两种或三种颜色来搭配，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表现个人的审美观，这给编织带来了很多趣味性、刺激性和挑战性。我当时编得最多的是梅花。它是用空心玻璃丝和软性保险丝制成的。做法是将粗细不同的、色彩不一的两种空心玻璃丝套在一起，再剪成大小一样规则的小圆片，然后再用保险丝将这些小圆片一一穿成梅花的样式，形成一朵朵漂亮的梅花的平面图形，可夹在书中保存起来。还可以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玻璃丝编织钱包，编好后，在口上缝上拉链，既实用又新颖。尽管那时放在钱包里的钱不多，却阻挡不住那种编织的热情。
四是，夏季粘蜻蜓，冬季自制冰激凌。夏天粘蜻蜓，好像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我也跟着玩得有声有色。首先，我们将雨后树干上的一种天然胶加热，使之变得更加黏稠，然后放在竹竿头上，轻轻地对着树丛上的蜻蜓的背一点，几乎是百战百胜。被粘到的蜻蜓，大多是放在自家的纱窗上，常常是每天有二三十只。蜻蜓得不到放生，而自然死亡。现在想起来，这种玩法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北京的金秋时节过后，就是北风呼啸、冰天雪地的冬天了。那时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而且经常有积雪。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无疑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除了打雪仗、堆雪人以外，最有意思是每个人从家里带些白糖出来。我们用糖和白雪，自制冰激凌，既不嫌脏又不怕冷。一个个孩子在寒风中，吃得口唇发紫，却没有一人生病拉肚子，尚为奇事一桩。
五是，跳皮筋。要跳皮筋，首先要攒皮筋。一般地说，皮筋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每天牛奶瓶上的免费皮筋，另一个是买来的，买来的皮筋又叫“牛皮筋”，是一种淡褐色的，比那种免费的皮筋要结实、耐用多了。无论是哪一种皮筋，总要攒上一二百根，串在一起才够得上玩耍的长度。那时，我的家境不错，所以常常是买很多皮筋。为此，让我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皮筋的跳法，少说也有几十种。玩时，人数不限。三个女孩儿就能凑成“一台戏”。两个人将皮筋拉成单或双线，一个人在中间跳，跳得好，则可不断升级，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犯了规的，便被淘汰下来；变成拉皮筋的，换另一个女孩儿来玩。但就算没有朋友时，自己仍是“一台戏”。若是在户外，可将皮筋拴在树上；在屋里时，又可将皮筋拴在两把椅子腿上，自跳自乐。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
其六，抓拐。拐分成猪拐和羊拐两种。猪拐既大且笨，不受欢迎。羊拐则小巧玲珑，很受青睐。一副为四个，染了色，外加一个沙包就齐了。玩法是在将沙包扔向上空的一瞬间，眼睛随沙包而起，手上只是凭感觉，将拐放成各种得分的图案；在第二次将沙包扔起时，一边抓拐一边接沙包，以积分多少为胜负。抓拐的游戏，是一种手、脑、眼相结合的灵巧运动。我当年有两付小羊拐。其中的一付，是我的一个表姐送给我的。羊拐的表面极其光滑，像是用水红色的半透明状的玉做成的，奇妙无比。
除此以外，玩沙包、攒烟盒、转着大院练骑车等等，孩子们玩得乐不可支。
我曾经把儿时的玩法，试着讲给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听。她听时聚精会神，听后目瞪口呆。说来也是，在当今这个玩具极大丰富、网上游戏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又有几个能够懂得他们父母幼时的处境？又有几个能够理解他们父母对往事的那份珍贵的情怀呢？
1971年，14岁的那一年，我搬回了父母身边。当时我家住在母亲当园长的外交部幼儿园里。那里离八一中学很近，所以我便去了那个学校。
八一中学，“文革”前是一所专供部队高级干部子弟求学和住宿的学校。学校地方宽阔，规模正式，环境优美。八一中学分为三大部分，即小学部、中学部和教师住宅区。
六、蓦然回首(15)
光是我们中学部就包括一个四百米标准跑道的操场，操场的正前方设有正规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东面是一座六层楼高的教学楼以及十几排整整齐齐的平房教室。除此之外，学校里还有几个分散的小操场、大礼堂、游泳池、实验室、广播室、图书馆、医务室、校办工厂及教师食堂。
就当年的水准来说，教师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我在那里就读五年，班主任一直从初一跟到高二，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有着十分优秀的口才，在讲解数学的原理、公式和计算上有着十分独特的方法，引发了多数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浓厚兴趣。其他的课程，比如化学、物理、英文、语文等也是由一些资历高深的老师任教。
另外我所在的班级，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是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后代，都是些肯读书的孩子。尽管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小环境良好，我们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我在班上自始至终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却是最认真的学生，所以各门的功课不仅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担任团支部书记一职多年。那个时候，一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上，另一部分精力则放在社会工作上。一个团支部书记，凡事都要操心。拟定团员发展计划、找发展对象谈心、召集支部委员开会、组织发展新团员宣誓会，以及监督各个支部委员的工作，面面俱到，无一处可以忽略。这样全神贯注地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是可喜的，我的团支部连年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优秀团支部。
不可忘记的是，我们一直是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尽管到了“文革”后期，批斗老师的现象没有了，全国各个时期的大批判运动仍把我们学生卷进去。除此以外，就是思想汇报、年终总结等等。我们团支部的这些工作，十有八九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又重操小学时代写稿的旧业。
在校读书的五年中，有些事情给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几多色彩。
一是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兴奋。那时学校里忽然发明了一种集中教学法，用现代的名词叫做“强化法”。强化法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对知识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和练习以达到特别强化的效果。强化法具有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特点，效果不错。学校把这种方法用在物理电学原理的教学上。每个班按照不同的日程表，集中在物理实验室，闭门专修电学原理，为期两个月。讲授电学的老师是个老先生，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温不火。他对电学的原理、程式讲得井井有条。在两个月的授课中，我们除了听课、读书、自习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在第二个月结束之际，我们每个学生要自制两样东西上交，一是台灯，二是半导体，这让我很兴奋。台灯的制作材料比较简单，由个人准备。半导体的材料则是学校为每个学生准备好的。台灯是在家完成的，而半导体则是在学校实验室内完成的。在装半导体方面，男生好像天生比女生灵。其实装半导体本身并没什么难的，只要是按照图纸和说明书，一步步地细做，就像在美国按照说明书烤蛋糕一样，百分之九十都会成功。当全班的四十多名学生的四十多台收音机，在同一天下午装成时，实验室里的播音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聚会。好在那时的电台频道并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之类，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就是让我感到新鲜的事。那时学校里，各年级各班都仍旧保持着定时定期的学工学农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办工厂学习外，还要走出校门去学。学校在高中期间，每个班按个人志愿分成若干个小组，如：电工组、木工组、学医组等等。我参加的学医小组，学习和实习的地点是空军大院的卫生院。刚开始，我们只是做一些铺床等基础护理工作，后来则开始学着给病人量体温和血压等，最后竟让我们这些毫无医学知识的高中生给部队的战士们打预防针。我的很多基础医学知识就是从那时学起的。
